浅析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的原因

浅析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的原因摘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清朝在甲午之战中的惨败，清朝由以“西人为师”转为向东方的邻国日本学习；日本从本国当前和长远利益考虑，也主动提出愿为清政府培养留学生；同时，清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措施也促进了赴日留学热潮的形成；加之早期赴日留学生的宣传和鼓动，带动了大批国内学子赴日留学。在上述这些内外因素的联合作用下，最终在清末形成了一个赴日留学的高潮。关键词：清末对日留学热潮形成原因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留学运动。当时很多学子“互相集约，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日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搭船，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1]这些学生希望尽快到达日本，以便学习先进的政治文化制度。这表现了当时留学生们赴日的热忱之情。出现如此规模的赴日留学热潮，必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本文拟从清政府、日本政府和留学生三方面，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做一浅显分析，以管窥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一、甲午惨败是清政府决定派学生赴日留学的直接起因，而日本近代化改革的成功则是清朝向日本学习的根本动因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东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东方的两个封建文明古国中国和日本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闭的国门。两国政府都痛定思痛，分别开始探索自强求富、摆脱国内外危机的道路。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日两国却以炯然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清王朝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兴起了一场旨在“自强求富，以御外侮”，在物质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举办虽然使得清朝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腐朽的封建制度仍然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日本经过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社会性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成为了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并开始向外扩，矛头直指中国。1894-1895年两国间终于爆发了酝酿已久的甲午战争，结果日本在海上和陆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清政府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朝野为之震惊，它彻底粉碎了清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办理洋务而富国强兵的梦想。马关之辱：“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2]经过甲午之役，国人的目光也纷纷由西方转向中华帝国昔日的学生——日本。在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声中，宣传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运动迅速高涨。各地纷纷成立学会，办报刊，议论时政，启迪民智。1895年出版了清政府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四十卷，该书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学习西方、效法日本，要求在中国实现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3]这部书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仿效日本进行变法的重要的启蒙读物。1898年3月张之洞在其送交光绪皇帝的《劝学篇》中大力提倡向日本学习，他在分析日本何以强盛的原因时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4]中国当时在近代化方面大为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张之洞针对这一现状说：“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5]在他看来，日本是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直接向近邻日本学习，无疑是自强求富的最佳捷径。在朝野上下舆论宣传的作用下，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一跃成为强国，反而战胜了“天朝”的这些活生生的、不争的事实面前，清王朝于是决定仿效日本进行维新变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维新派的鼓动策划下下诏“明定国是”，颁发上谕下令在经济、军事、文教及行政事务方面进行改革。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曾于8月2日，8月18日两次分别上谕军机大臣和各省督抚派学生去日本留学。[6]虽然慈禧太后气极败坏地宣布废除“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政策，但派学生赴日留学毕竟是一副使中国快速富强的药方，在大部分大臣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已成为共识。1901年1月，避难于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其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是：“兴学堂，奖游学，停科举。”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也就成为了“百日维新”当中硕果仅存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清政府奖游学、停科举的政策是促进留日热潮产生的直接原因1901年1月，清最高统治者在西安发布变法诏令，大臣督抚们纷纷上奏献计献策，其中以刘坤一，张之洞会衔连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最大，奏折中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建议主要是“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三项内容。[7]1901年9月，清政府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如学有所成即予奖励”。[8]各省督抚、大臣以及京师大学堂随即相继派遣大批学生赴日留学。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完全由官费派遣学生难以承担，于是就从政策上鼓励自费留学，对自费留学的学生人数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总理衙门改设的外务部制订了出洋游学办法章程，将留学生分为三类：即贵胄学生、官费生和自费生，明确规定：“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敫。[9]到1903年，对于自费留学的学生在办理出国手续上又进一步予以方便，规定自费留学生只要家长或亲族报名，通过省学务处考试，就可以办理出国手续，“各衙门办理出洋学生文件，不准书吏需索分文。”[10]以后，又规定能考入日本大学者，也可转为官费培养。革命老人吴玉章就曾回忆说,“1906年，我在成城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国立大学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并循例补为官费留学生，这样我的学费问题便解决了”。[11]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12]如能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与实业学堂、大学堂、国家大学堂与大学院毕业，并得有文凭者，分别授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出身，加以录用。这给向往读书做官的青年学子在科举考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入仕的新路。同年，政府又出台了鼓励在职官员与王公贵族子弟游学的政策，规定“凡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1904年清朝制定出台了《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根据考验章程，学务处于1905年7月举行了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唐宝锷、曹汝霖等十四名留日学生通过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并授以官职。[13]与此同时，渐停科举的政策也相继出台，相伴而生的是“兴学堂”。从1906年开始，持续了约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则完全被废除。学子们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路被彻底堵死了。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通过政府考试的留学生将进入政府部门。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留学成为学子们求取功名的主要途径之一，对留日热潮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科举制废除的同时，因国内新式学堂的数量不能满足众多学生入学的要求，而在国内的高等新式学堂学习的费用与赴日留学相差无几，于是学子们纷纷东渡求学。三、日本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极力鼓动清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为留日高潮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为示好于中国,认为最好的途径便是从教育方面着手。而当时中国由于甲午战争失败,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十分崇拜。因而战后日本官绅纷纷来华,游说地方当局派遣学生赴日留学。1898年3月,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函告总理衙门,称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14]矢野文雄提出的主张反映了日本不少政界人士的意见,对中国向日本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为了接纳留学生,还创办了许多学校,如成城学校、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弘文学院等。据统计,1898年一—1905年日本政府共创办近20所学校。[15]日本政府如此积极地吸引中国留学生,“表面上美其名为亲善提携,保全东洋,实则包藏祸心”。[16]他们是以此手段来“达其伸展势力于大陆的目的”。[17]对此,矢野文雄在1898年5月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函件中强调：“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音旧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国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与中国的阶梯。……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依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18]矢野的函件,赤裸裸地道出日本的侵略阴谋。总之,日本鼓励中国派遣留学生虽是出于文化侵略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也推动了留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四、前往日本路近费省且语言相近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所谓“同文”之国。这对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有利因素。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此说得很清楚：“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9]梁启超在《论译书》中也举出学习日文较易的5个理由：1.音少。2.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格之音。3.文法疏阔。4.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5.汉文居十六、七。[20]与此相关联的是中日两国风俗习惯颇多相似,使留学生在生活上较易适应。路近费省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中国与日本,近一海之隔,来去方便。“以当时中国内地交通不便,咸以从上海去日本,无异与去苏州、去杭州,或者去通州”。[21]而当时无论是赴日本的路费,还是在日本的生活费,较之去欧美各国要省得多。据统计,自上海到东京,即使坐头等车船,也仅需六七十元（日元），六七日可达,而前往美国留学,仅旅费就需三四百两（当时每一两银约合日币1.4元），横越大洋,航程月余。在生活费方面,留学生在日本每年每人只需250~300元，而留学欧美,则需1500两银子,两者差距很大。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列举留学日本的便利：“经费省,回华速,教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22]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日本留学,是很自然的趋势。五、到日本留学是爱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和自觉选择赴日留学除了上面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爱国学子们的主观愿望。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跻身于世界诸强之列，它的富强之路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捷径和榜样。同属亚洲的邻国的成功，强烈地激发了爱国学子们想到日本留学，亲身学习和感受日本改革富强经验的愿望。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内朝政不振、学问不修、社会腐败、领土日狭、强邻日逼,几乎都想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富国强兵之道,留学救亡成为众协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他们明确宣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23]为此,他们大声疾呼：“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24]从而把留学和救亡联系在一起。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学子到日本后,强烈感受到日本民族的富强,愈加感觉到欲免祖国之沦亡,惟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道,他们认为“送子弟出洋求学,诚今日方针之不可再误者也”，“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25]因而他们恳切地劝说和呼吁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事实上,许多留学生正是抱着“远涉重洋,人彼学府,采其精英,保我国土”的愿望赴日留学的。民主革命家吴玉章回忆他赴日留学的情景时说：“这时我刚结婚六年多,已有一个不到5岁的女儿和一个不3岁的儿子,妻贤子幼,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26]为了救亡出国留学,出国之后一心救亡,这股留学救亡思潮为留日高潮的出现奠定了社会基础。总之,清末留日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客观条件,是多种因素相互促成的结果,其主流是为了挽救危亡中的祖国。注释：[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