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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银行的渐进改革逻辑张羽李黎（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116025）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多角度探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改革方式。文章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逻辑；第二，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并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急迫；第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生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一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关键词：国有银行改革；制度变迁；银行效率；自生能力；渐进逻辑作者简介：张羽（1976—），男，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生，辽宁沈阳人。E-MAIL：zhangyu7681@21cn.com。李黎（1978—），女，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生，辽宁抚顺人。联系地址：东北财经大学157信箱04级博士生，116025。TheGradualLogicof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ZhangYuandLiLi(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116025)Abstract:Thispapersearchesfortheinherentlogicof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fromthreeaspectsinordertofindamorefeasiblereformstyle.Therearethreemainviewpointsinthispaper:First,institutionalchangeshaveinherentlygraduallogic,thereformonstatebanksasakindofinstitutionalchangesmustfollowthisbasiclogic.Second,statebanksdohavecertainefficiencyintransitioneconomics,whichsuggeststhatthereformonstatebanksisnotsourgent.Third,thekeyofthereformistoimproveautogeneticabilityofstatebanks,andthisneedsalotoftime.TheconclusionofthispaperisthatthereformonChinesestatebankshasitsinherentlygraduallogic,anditisafutileeffortifweexpecttosettletheproblembyashocktherapy.KeyWords:ReformonStateBanks;Institutionalchanges;BankEfficiency;AutogeneticAbility;GradualLogic中国国有银行的渐进改革逻辑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多角度探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寻找更切实可行的改革方式。文章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制度变迁具有内在渐进性的逻辑，国有银行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也必然遵循这一基本逻辑；第二，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并非完全缺乏效率，这使得国有银行改革事实上并非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急迫；第三，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是提高自生能力，而这恰恰需要时间。本文的结论是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期望通过一次“震荡性”疗法来完成商业化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关键词：国有银行改革；制度变迁；银行效率；自生能力；渐进逻辑一、引言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以其艰巨性和特殊性而一直引人注目。最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则表明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悄然进入了一个重要而敏感的时刻：相对于以往修修补补的改革，此次股份制改造是一次突破性的制度变革，中国国有银行向商业化转变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次令人鼓舞的变革，不仅仅因为这次变革体现了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股份制是银行业的主流，实践也证明其是富有效率的。但问题在于，付出“昂贵”成本而推行的股份制改造并不是全部故事的结尾，相反，故事恰恰才刚刚开始。对于国有银行下一步改革该如何走，理论界和管理层尚存有争议。就目前来看，主流的观点大体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应赶在2006年以前实行彻底的股份制改造，引入战略投资者，大幅度减少国有股比例，并积极争取早日上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要急于上市，而应该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公司治理上，加强内部管理，严格外部监管，国有银行的困境就能得到解决。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仔细一想就会发觉其逻辑起点均在于国有银行自身，这显然有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这两种观点明显是受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约束效应”的影响，到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届满之后，我国银行业将面临外资银行的全方位竞争。在这种态势下，我们观察到政府和理论界开始逐步赋予国有银行改革行动以强烈的寻求与国际接轨的意愿，这次股份制改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如张杰（2004）所指出的，一旦这种意愿左右了改革决策者的思维，则更为大胆的改革计划就会被迅速拟出并付诸实施。在这种急迫的心态下，寻求银行帐面指标的短期和静态达标以及银行外观和技术参数接近于国际通行水平就显得极为诱人，因而上述两种观点拥有较大的市场就不足为奇了。有趣的是，这让笔者想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全国一片“恐慌”的心态，“狼”来了应该是当时的写照，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杞人忧天”。当前国有银行改革恰恰也有点“狼”来了的味道。实际上，中国国有银行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它处在一个频繁变动与调整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与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张杰，2004）。因而，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急不得，也快不得，在其他条件（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尚未基本具备的情况下，仓促的改革注定会无功而返，并还可能影响到长期的银行改革以及社会经济对整体改革的信心。从严格意义上讲，讨论国有银行改革条件的文献并不少，并且有些显然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①。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也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讨论了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成功的相关条件（张羽、李黎，2005）。但近年来相关文献却日见稀少，其中的原因我们上面已经提及，①比如张杰(1995；1997；1998)、钱颖一（1995）等的研究。改革的急迫性已经容不下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因而讨论这些条件在一些人眼中已经毫无意义，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倾向。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多角度论证国有银行改革有其内在的渐进逻辑，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只有准确把握其渐进改革的内在逻辑之后，我们才能清醒地面对改革困境，并寻找到切实可行的改革策略。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寻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第三部分考察转轨经济下国有银行的效率问题；第四部分论述提高国有银行自生能力的艰巨性；第五部分给出全文的结论。二、制度变迁的内在渐进逻辑：理论支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那么，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回答导致了对改革方式的不同选择，于是就有了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之争。但实践却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转轨无疑是成功的，而俄罗斯和东欧的“休克疗法”则遭遇了失败。实际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已经对此作出了完美的解答，即任何制度变迁从总体上看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内在渐进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这主要是由五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即有限理性、路径依赖、干中学、时滞和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1．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诺斯看来，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重复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卢现祥，2004）。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导致无法掌握全部的信息以及不能对未来有准确的预期。制度变迁过程会产生和需要大量的信息，并且变迁的方向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由个人所构成的组织都无法人为地从整体上对变迁过程进行设计，只能采用试错的办法逐步推进制度的变迁。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哈耶克（1991）把那种人为从整体上进行秩序设计的构建主义斥为“致命的自负”，他明确指出相对于复杂的社会演进，个人的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而，由某些个人依照自己的理性设计的制度，不是对他人的强制，就是一种“乌托邦”。所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前提下，任何制度变迁都不可能由人为设计从而以跳跃式进行的，而只能是动态的过程，是不同人群互动和博弈的渐进、长期、连续的过程。2．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概念最初是由阿瑟（W.BrianArthur,1988）在研究技术演变过程时提出的，但首先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制度经济学上的却是诺斯。诺斯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即一旦制度变迁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诺斯，1991），过去告诉未来。路径依赖的存在说明制度变迁的始点和终点并非严格对立，水火不容，相反，制度变迁对初始条件是敏感性依赖的，初始制度的选择即使是偶然的，但由于其带来的报酬递增，结果会强化这一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而，制度变迁无法脱离初始条件的约束而实现“一步式跨越”。路径依赖理论实际上强调了旧制度中资源的有用性，在向新制度过渡的过程中人们根本无法做到完全抛弃旧制度中的组织和资源，这使得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过程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一些新的、特殊的制度结构，而这要求人们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制度本身加以修正和调整，“制度都是逐渐地被修改的”（诺斯，1995），以达到最终的制度均衡。3．干中学相对于制度变迁对于知识的巨大需求而言，原有的知识存量是非常有限的，再充足的知识储备也难以将制度变迁过程中一切不可预料的、不确定的因素都能在初始阶段得到处理。对于那些大量随机因素，只能通过随机性的应变对策进行解决，这就需要个人或组织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新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学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认为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长期源泉是个人和组织活动家的学习。在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相联系的时间维中，人类学习的过程形成了制度演变的轨迹，许多规则、习惯及其制度都是学习的结果（卢现祥，2004）。制度变迁的速度取决于学习的速度，即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由于人类的认知过程毫无疑问是渐进的，那么伴随着学习过程的制度变迁必然也是渐进的。正如诺斯（1991）所指出的，时间对于制度演进至关重要。4．时滞一般地，只有当预期的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一项制度才会被创新。但是外部利润的存在并不会立即导致制度的“跳跃式”变迁，因为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制度变迁中的时滞。这种时滞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类：（1）认知和组织时滞。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级行动团体所需要的时间；（2）发明时滞。如果不知道的安排可以使外部利润内部化，或者如果它们只能以成本侵蚀全部所得为代价而被内部化，那么，另外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明一种新“技术”；（3）菜单选择时滞。搜寻已知的可替代的单子和从中选定一个能满足初级行动团体利润最大化的安排的时间；（4）启动时滞。可选择的最佳安排和开始旨在获取外部利润的实际经营之间存在着时滞（戴维斯和诺斯，1994）。在这些不同类型时滞的制约下，制度变迁的发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遵循渐进的逻辑缓慢地发生。5．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制度变迁是由三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正式规则是由人们正式建立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