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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德国近140来年的成败兴衰提起德国，世人往往思绪多端：褒贬毁誉、喜恶敬惧诸念纷纭。的确，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德国独具一格，有许多他国阙如的特色。最近两个多世纪，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顶尖人物，正面的、反面的莫不登峰造极。它有不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雄踞世界前列，广泛造福于整个人类；同时，它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挑动者，给人类造成了旷古未闻的浩劫。它屡屡大分大合，大起大落，盛极而狂，狂极而衰，兴风作浪而又为风浪所摧挫。但它败而不馁，衰而不朽，惩前毖后，振拔复兴，依旧是当今世界一个超群出众的巍巍强国。举世公认，德国曾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抹杀不掉的篇章。当代德国作为欧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作为欧洲联盟支柱成员和联合国重要成员之一，其行为，其动态，仍然相当有力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应当说，对德国之外、尤其对欧洲之外的人们而言，德国的近、现代史还有许多难解之谜。有鉴于此，我们搜寻资料，细看多思，对德国最近140来年的成败兴衰作些考察，尝试着揭示其来龙去脉、内在联系，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发展的。德意志学者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德尔说，“历史是置于特定地理中的运动”。人们只要看一看世界那些文明古国的今昔，看一看各个国家的状况，看一看非洲原始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印第安人和北极圈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便知其言不谬。历史表明，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对国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压倒性的，全方位的。高山、大河、荒漠、汪洋，既有助于民族、国家抵御外寇袭扰，保境安民；亦可使之形成独特的管理体制和世风民俗，甚至使之与世隔绝，孤陋落伍。20世纪以前的数千年间，大欺小、强凌弱乃是世界常态。强大者逮住机会就肆意侵略扩张，领土、人口、财富等等，谁夺到手算谁的。有理无处说，无力白挨打，没有什么掌握着制约手段的国际组织出面干预。即便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那也不过是订约时各方实力对比关系的一种反映；一旦实力对比发生消长变化，原订条约也就成了废纸一张，并不能束缚强者的手脚。不单德国的俾斯麦、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这样对待国际条约，其他列强亦无二致。这是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多次遭遇过的磨难。直待人类社会在不同种群、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相互交往、渗透、竞争、打斗中发展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地球村”初现端倪，地理因素对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才大大地弱化了。现如今，信息无国界，贸易达五洲；国不分南北，人不论肤色，基本上已能你来我往，畅通无阻；山高水长、海阔天空再也隔不断物流人走，同样也难以阻挡火箭飞弹的偷袭。这种历史条件终于催生了一些被赋予一定调控手段的国际组织，诸如联合国、北约、欧洲联盟、独联体等等。这时候，谁若再想恃强凌弱、恣意妄为，就不再那么容易得逞。虽不能说现已到了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的程度，但却理不正有人论、气不顺有人喊了，就连各国内部的民权、人权问题也开始受到国际性的监督了。的确还有个别大国相当蛮横，有时不把联合国和国际舆论放在眼里，但其倒行逆施有可能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总而言之，尽管地球上迄今依然硝烟四起，战火常燃，而人类的进步毕竟也空前地加快了。至于德国，截至它1990年再次统一之时，地理环境因素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正如历史学家弗朗茨·施纳贝尔在其《19世纪的德意志》中所言：“在欧洲所有文明民族中，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德意志人成为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是地理上的负担，使其历史包袱尤其沉重。”德意志人（古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人）繁衍生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夹在罗马人及其拉丁化后裔和斯拉夫人两大族群之间而又门户洞开，对外没有任何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而且，德意志地区山脉横七竖八，河流杂乱无章，有利于诸侯割据，而不利于中央集权。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使德意志人的居住空间成为欧洲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便于他们汲取他人之长，优化自己的民族素质；也便于他们对外传播自己的精神文明成果。这或许是德国能够产生众多文化大师的条件之一。此外，中世纪的德意志空间作为欧洲东、西、南、北贸易和交通的枢纽和交汇点，促成了奥格斯堡、纽伦堡、汉堡、维尔茨堡等若干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心的兴起，比当时的不列颠群岛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更为发达。对此，马克思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使德国“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正是16世纪前期欧洲那场伟大思想革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发生在德意志的一个重要社会前提。不过，随着海上航道的开辟和日益繁盛，陆上交通式微，德意志就渐渐落后于荷、英、法、葡等沿海国家了。所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勃然崛起的德国就被当成了“后起之秀”，并引发了一系列世界历史事件。在“地球村”出现前的千余年间，德意志的地理条件基本上是弊大于利的。那时候，三大族群之间争夺地盘，频动刀兵，胜则进，败则退，致使腹背受敌的德意志人统辖区时伸时缩，边界常变；加之内部山河错综无序，邦国离散，没有像法国的巴黎盆地那样具有显著吸附力的地理中心点，这都延缓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乃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迈入现代化社会门槛唯一有效的政治方式，因而是进步的。各个流派的学者对此均无异议。在17、18世纪，德意志西面的英、法两国俱已建成了民族国家并披荆斩棘进行了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东面的俄罗斯也已南伐东征建成了横跨欧亚两洲的专制帝国，而德意志空间还分裂成数百个邦国和骑士采邑，各自为政，关卡林立，度量衡混乱，严重羁绊着它的现代化建设步伐。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的大举入侵惊醒了德意志人，激活了他们的改革意识，奋起救危图存。普鲁士一马当先，工业化热潮向整个德意志地区蔓延，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呼声随之空前高涨。可是，德意志的邻国却绝对不愿看到它的统一和强大，而是千方百计使之保持分裂和虚弱。当此之际，俾斯麦应运而生，出任普鲁士首相，厉行铁血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三次王朝战争，开疆扩土，整合了德意志的民心民气，终于实现了统一夙愿，铸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尔后，德国迅猛崛起，历40年而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强国。不过，当它赶到餐桌旁时，发现珍馐美味已被早到者瓜分豆剖，只剩下些许残羹剩饭了。它与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矛盾愈演愈烈。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领土争端都是最重要的诱因之一。德国挑动大战意在扩大生存空间，而玩火者终自焚：它两战皆北，不得不俯首听命，任由战胜国处置，割地赔款，再次分裂，自食其果。直到1980年代，德国还有人在问：“什么是德国？德国在哪里？”1990年德国再次统一时，它与波兰之间的边界问题仍然是让当事国颇费思量且引起国际多方关注的问题。二事物都有个发展过程。为了比较深入地认识近、现代的德国，了解一下它的古代史也应该是十分必要的。近代德意志民族是以古代日耳曼人的若干支系为基础，融合一些克尔特人、斯拉夫人而逐步形成的。千余年来，德意志人的许多岁月都是在南征北战、左冲右突、内争外斗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历史表明，人类文明的曙光首先升起在黄河、长江、尼罗河、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几条大河的流域。从这些流域向周边浸润拓展，自东海、黄海经南亚、西亚、南欧，抵达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形成了地球上最早的一条狭长文明带。上古时期，这条文明带以北，西起北海、挪威海，中经莱茵河、多瑙河、高加索及中国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东至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生息着一些食肉衣皮、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世界史上一律称之为蛮族，日耳曼人即是其中之一。人往高处走。蛮族袭扰、劫掠、渗入文明带，乃是一种普遍性的世界历史现象。据文献记载，日耳曼蛮族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曾进犯古罗马共和国。公元4至5世纪，北匈奴西迁，强化了日耳曼人的大举南移。日耳曼人剽悍骁勇，所向披靡，在南欧、西欧、北非建立了一些蛮族王国，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促进了欧洲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平衡发展。八、九世纪之交，法兰克国王、日耳曼人查理在位47年，打了53场战争，镇压过德意志诸侯的多次反叛，征服了意大利人、斯拉夫人、诺曼人、匈奴人的大片地区。799年，罗马贵族起事，声称欲将教皇利奥三世割舌挖眼，撵出罗马。教皇只身出逃，向查理求救。800年，查理再次率部进入意大利，扶持教皇复位。利奥三世感恩不尽，给查理戴上皇冠，宣布他是“伟大的罗马人的皇帝”。于是，查理被称为大帝或查理曼。查理帝国的领土扩及整个西欧。查理大帝建章立制，兴学育人，蛮族文化与罗马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逐渐交融，促成了后人所说的一次“加洛林文艺复兴”。“加洛林”是“查理”的拉丁文写法。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幅员如此辽阔的查理帝国是不可能维持久远的。查理814年去世后，870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国，东法兰克王国大致包括今天的德国、瑞士、奥地利和荷兰，基本上通行德语，为近代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0世纪，教皇的厄运又为德意志国王的扩土增威提供了机遇。原来，直到那时，教皇还权势有限，须仰赖世俗贵族的庇护。10世纪初，罗马城元老西奥弗莱克特的妻子居然有办法把自己的情夫立成了教皇，称约翰十世。可元老的女儿玛洛齐亚于心不甘，遂将约翰十世囚禁致死，而将自己的情夫和私生子先后捧成教皇。不料，这又惹恼了她玛洛齐亚自己的儿子阿尔伯瑞克；他效法母亲，废掉别人，让自己的儿子当了教皇。公元961年，教皇约翰十二世又被罗马贵族驱逐。在此之前的951年，已任东法兰克国王的德意志萨克森国王鄂图一世率兵侵入意大利，娶意大利国王罗退尔的遗孀为妻，从而兼任了意大利国王。他支持约翰十二世，使之复辟。后者酬报再生之德，将鄂图加冕为“罗马皇帝”，是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1440年正式定国名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中古史上中欧、南欧和西欧的主角。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结构松散，疆域甚大，民族众多。今日的德国、奥地利、瑞士、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捷克、匈牙利、法国东南部、意大利北部、西西里岛、波兰西部等均在其中。皇帝们不止一次试图加强中央集权，均告失败。诸侯割据，人心涣散，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经济纽带和地形地貌。到11世纪，基督教会势力空前增强，教皇开始明火执仗地与皇帝争权夺利。周围国家不肯让帝国安定团结，也经常进行武装侵犯。帝国平宁日少，乱象环生，皇帝近乎空架子。尽管皇帝实权不大，毕竟名号响亮而尊贵，至高无上，能满足人的虚荣心；也有一些政治经济实惠，诸如扩张领地、封官赐爵等等。所以，大小诸侯数百个，还是如蝇逐臭，争抢皇帝宝座。一窝蜂乱抢自然弊端不少，有时两个皇帝并存，互不相让；有时候，比如1254～1273年，20个年头竟至没有皇帝。1268年，为教皇势力所推翻的皇帝康拉德四世命丧断头台。皇权自此一落千丈，分裂主义势力占了上风，德意志统一前景渺茫。13世纪末，依据各方博弈的结果，终于立下规矩，皇帝由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总督、科隆大主教等3个教会贵族和4个世俗贵族共同推选，7人一致赞成方可算数。这7人便是所谓“选帝侯”，或称“选侯”。通常，哪个候选人给选侯们的好处多，哪个就能当选。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承认了这种选举制度。这进一步削弱了皇权，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1438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时，奥地利的势力在德意志地区已经拔尖儿，有力量笼络各位选侯，从此便霸占御座，直至1806年帝国灭亡。哈布斯堡皇室有力量保住皇冠，无力量消弭内外纷争。1517年，神甫马丁·路德举起了宗教改革的大旗；1525年，神甫托马斯·闵采尔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这些运动都具有反封建和要求统一的性质。诸侯们虽然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却都乘势打出宗教改革的幌子，疯狂地拓疆掠财。教皇和法国也借机到处插手，德意志地区风雨飘摇，一片动荡。皇帝见天下扰攘，反而心下窃喜，打算联络自己的同族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合力出击，搞一个哈布斯堡大帝国，将德意志、意大利、尼德兰和伊比利亚半岛统统囊括进来。这一冲天妄想既令邻国惊惧，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