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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随笔·钱玄同：竖起脊梁做人(2011-11-1908:31:32)转载▼标签：最激进最保守矛盾体真性情文化分类：人物随笔（本文已发表于双月刊《随笔》2011-06期）竖起脊梁做人——钱玄同任性不恣情“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这是新文化运动中说话最有胆色的“冲锋健将”、“霹雳火”钱玄同书赠给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鉴的一副对联（此联的作者是翁同龢）。若论真性情，在现代学人中，钱玄同不遑多让，可能他没有辜鸿铭那么疯，没有章太炎那么狂，没有黄侃那么傲，没有鲁迅那么硬，但他将这四大家疯、狂、傲、硬的个性集于一身，形成自己非凡的特质，追求真理，全力以赴，既不曾荷戟彷徨，也不曾屈膝妥协。难能可贵的是，钱玄同的幽默感比鲁迅的热度更高，讽刺少，而谐谑多，颇具亲和力。一、极端分子钱玄同原名“师黄”，一改为“夏”，复改为“玄同”，是因为他“妄希墨子”，“想学墨子的长处”，墨子为追求“兼爱”、“非攻”的理想摩顶放踵，钱玄同也有这股子以身殉道的劲头。年轻时，钱玄同就好说过头话，好走极端，“四平八稳”的圆滑世故压根与他无缘。1903年前，他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一度同情保皇派人士，认定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苏报》案后，他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5年冬，钱玄同留学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嗣后结识章太炎，加入同盟会，醉心于无政府主义，主张“保存国粹”，“光复旧物”，视汉字冠绝世界，复古之情溢于言表。1909年9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者。”王照和劳乃宣遵从清廷学部之命，拟简化汉字，他将他们骂为“獠”和“王八蛋”。后来，他在《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一文中，自承当时保存国粹“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1906年，钱玄同拜章太炎为师，民族主义思想从此深植于大脑之中，站稳排满立场，义不帝清。他渴望参加翻天覆地的革命，但蒲柳弱质，手无缚鸡之力，不可能上战场去冲锋陷阵，他用笔确实要比用枪顺手得多。在东京留学期间，钱玄同与恩师章太炎合办《教育今语杂志》，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收录的文章多半即出自钱玄同的手笔。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改良论》，这两篇文章拨云见日，钱玄同的神经根根过电，思想发生了九十度的急转弯。此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为白话文鼓与呼：“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力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是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种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钱玄同与刘半农联袂唱双簧，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文化界的大论争（这出大戏在拙作《教人如何不想他》中有细述，此处不赘）。钱玄同指责那些“说得客气一点，是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的美文是“有害文学之毒菌”，其负面影响“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他不仅痛批儒家，对道家也毫无网开一面的意思，其《随感录》中有这样的判决词：“汉、晋以来之所谓道教，实演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崇拜’的思想。二千年来民智日衰，道德日坏，虽由于民贼之利用儒学以愚民，而大多数之心理，举不出道教之范围，实为一大原因。”儒教之愚民与道教之骗人相互作用而彼此包瞒，均为钱玄同所深恶，他看不惯汉文古书中“发昏做梦的话”，因此主张废弃孔学，剿灭道教，不读中国典籍，“样样都该学外国人”，甚至主张废除汉文字，代之以外国语（或世界语），态度极端偏激。相比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和胡适的“充分世界化”论，钱玄同不仅独着先鞭，而且走得更远。1918年3月14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憎恶旧文学的态度跃然纸上：“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起初，《新青年》中的文章也都是用文言做的，钱玄同率先倡议，《新青年》同仁用白话写文章，此议得到众人的一致赞许。为了使白话文在最大限度上有别于文言文，钱玄同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中提出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数字，纪年可改用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在当时，他的这些主张确实很有创意，令人耳目一新，只不过实行的时间有快有迟。《新青年》杂志从第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在国内树立了顶好的标杆。以前，只有小说可用白话写，现在白话论文也能跃登大雅之堂。“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钱玄同的预言成了现实，他的努力初见成效。在新文化运动诸将士中，钱玄同是一位公认的勇往直前的急先锋。尽管率先发难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二人，但作为一支劲旅，钱玄同大张旗鼓地驰援陈独秀、胡适的孤营，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为之一壮。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钱玄同即在第2卷6号《新青年》上发表《通信》，毫无保留地声援胡适：“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钱玄同拍马助阵，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对于钱玄同的“崇论宏议”，陈独秀表示“钦佩莫名”，复信中有这样的话：“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竭力提倡白话文，他的朋友圈中却觅不到几位同调者，梅光迪等人不以为然，当成笑话看，他不期在天壤间遇到钱玄同这位学识渊博的知己，喜幸之余，竟有点“受宠若惊”，自信心陡涨，仿佛打了鸡血针一般。“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胡适这话出乎至诚，一点也没掺假。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刺中了旧派文人的要害（须知，曾国藩亦曾挂靠桐城派）。钱玄同说：“新文学以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那便除了取消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取消自己，不用自己的大脑思想，不用自己的喉咙说活人话，也许正是那些假骨董们最快意的事情，创造和发明太难了，他们更喜欢因循，更喜欢照葫芦画瓢。白话文学能够在全国迅速风行，钱玄同居功至伟。说来好笑，当时胡适等人还在尝试做白话诗和白话文，钱玄同却一骑绝尘，走向极端。“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主张废掉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一革新主张使保守派惊惶失措，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放过较为平和的文学革命，重点对付钱玄同。钱玄同放出的重磅烟幕弹使白话文学减少了许多敌人和阻力，余下的路障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当年，钱玄同狂飙激进，视唤醒民众为知识阶级唯一之使命，主张“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废除汉字，将六经与孔子分家，将古书束之高阁，“将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国学功底差，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是纯粹为后人着想，使他们学知识更方便。凡事矫枉过正必有隐忧，过激之举难以见谅，钱玄同对极端手段（毁文造文）的后果明显估计不足，外界认为他瞎胡闹，非难十分强烈，同情新文化运动的人也因此消减了热情。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郑重声明：“钱先生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民间笑话，治驼背，用门板压住驼子的上身，十人在门板上用力蹬踏，可立竿见影，驼子背直了，人当然也死翘翘了。压石条是同一方法的运用。这类“疗法”省事固然省事，却并不省心。其实，钱玄同并不缺乏自知之明，他曾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钱玄同是‘银样镴枪头’，心有余而力没有（还配不上说‘不足’），尽管叫嚣跳突，发一阵子牢骚，不过赢得一班猪猡冷笑几声而已，所以不得不希望思想、学问都很优越的人们来干一下子。”中年之后，钱玄同对于自己早年所抱持的虚无主义观点深感不惬，屡次想撰文有所匡正，终因体衰多病而未能成篇。钱玄同文风豪迈，犹如长鲸吸水，猛虎下山，读之令人神爽。不过，优点与弱点、长处和短处总是相伴而生，钱玄同得人肯定的地方也正是他遭人诟病的地方，“发挥尽致，吐泻无余，而无一句含糊语”，钱玄同乐得承认自己偏激，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殊少含蓄和蕴藉，不带半点绅士气。他认为新旧不可调和，曾委婉地批评好友胡适的议论过于节制，“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钱玄同的“偏谬精神”包含了合理的内核，批判愚昧和专制，崇尚科学和民主，愈少含混愈显透彻，但他的理性往往被狂热的激情所遮蔽，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在旧中国，挪动一张神龛、搬走一个香炉就可能流血，与凶悍顽固的保守派进行文化鏖战，非开碑巨手难拓新天地，非敢死队员摧毁不了旧堡垒，钱玄同扮演的正是文化烈士的角色。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致函胡适，郑重表态，不仅要辨别伪经，而且要用全世界公有的“赛先生”（科学）打掉笼罩在儒学著作上的神圣光环，为世人解除精神枷锁：“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冕、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那么，打‘经字招牌’是狠要紧的事了。”没有钱玄同这种大无畏的劲头，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轰轰烈烈地开展。周作人与钱玄同是多年推心置腹的朋友，在他看来，钱玄同的性格是个矛盾统一体，为文与为人是硬币的两面，“谨严峻烈，平易诙谐，集在一起”。钱玄同的言论和文章十分偏激，但为人平正通达，这是他同时代友人一个大致接近的印象。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钱玄同毫不含糊，没得商量，总是那么决绝。1932年1月20日，钱玄同在国语讲习所讲演“汉字革命”，开讲之前，有人提出，“革命”二字骇人听闻，不如用更平和的词语替换，钱玄同没接受这个“不情之请”，他的演讲火药味更足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我想，鼓吹汉字革命，难道就会被枪毙吗？何以他竟吓得如此？若果因此事而被枪毙，这真是为主义而牺牲，是最光荣的牺牲，是最值得的。”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钱玄同将眷属送往沪上，若非不良于行，体衰多病，他早已离开北平。他写信给好友，痛心于自己缺乏“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不知“究竟该做什么事才对”，只能教书，深感“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迁往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西迁，也未能南下，不得已滞留在北平。1936年，钱玄同与北平文化界七十余人联合签名，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1938年春，他恢复旧名，意在严“夷夏之辨”，决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附庸。他请高足弟子魏建功为他篆刻一方“钱夏玄同”的新图章。魏建功欣然受命，在离开北平前两天将这方图章亲手交给恩师。养病期间，钱玄同闭门谢客，不与日本人交集，即使是日本学者踵门求见也一概挡驾。他致书黎锦熙，以实情相告：“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一位最喜欢雅聚，最喜欢清谈的名士，毅然放弃平生爱好，可见其爱国心压倒一切。他曾间接寄语异地朋俦，反复表明态度：“玄同绝不污伪命。”他曾当面批评侄儿钱稻孙（清华大学日语教授）的中国必败论，不仅义形于色，而且怒形于色。当年，乐颜在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悼钱玄同先生》一文，评价之炫，无以复加：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钱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钱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乐颜称赞钱玄同是“完人”，这个词未免溢美，但他决意不与敌寇合作的表现确实是周作人、钱稻孙、容庚等同辈学者无法望其项背的。二、雅人必有深致民国初肇，许多人都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