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刘勰和钟嵘“比兴”观的不同

浅谈刘勰和钟嵘“比兴”观的不同刘勰《文心雕龙》撰成于南齐末年，比《文心雕龙》晚了十多年。《文心雕龙》广泛论述了各种文体，但最重诗赋；除《明诗》、《乐府》两篇专论诗歌外，其《时序》、《物色》、《才略》以至《体性》等篇也均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要评论对象；《诗品》则专评五言诗。《诗品》内容是否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不能确知。但两书写作年代相距甚近，两书作者生活在文学风气相同的齐梁之际，都很重视诗歌艺术，因此其诗论内容，很自然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少相同之处；同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一些差异。以下就两人“比兴”观的不同，略作比较分析。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在关于比兴的解释上，刘勰、钟嵘两人显示出不同倾向。《文心雕龙》有《比兴》专篇，刘勰论比兴，继承《毛诗序》传统，结合讽谕来谈，故《比兴》云：“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篇中特别重视兴，认为它“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可以寄托深广的政治内容。同时指出诗骚都是“讽兼比兴”，汉代辞赋发达，“讽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诗品序》则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不牵涉美刺讽谕。《诗品序》又认为，作诗如果专用比兴，则易导致意深词踬；如果专用赋体，则易导致意浮文散，也完全从艺术表现的效果立论。刘勰、钟嵘两人的言论，哪个更符合比兴的原来意义，这里姑置不论；但于此可见，刘勰结合比兴来谈诗歌的教化、美刺作用，钟嵘则不然。以上就刘勰、钟嵘两人“比兴”观的不同，略述其主要之点。两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受着基本上相同的文化学术环境的熏陶。在当时，儒学、玄学、佛学同时流行，但在文学领域、儒家思想的指导仍占主导地位。钟嵘的诗论更能适应这方面的时代潮流，刘勰则受儒家传统的约束较强一些，观点比较保守。两人“比兴”观的差异，多少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