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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中国经济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富了。观察家们在不经意间或许会说，中国不需要小额融资。中国如今毕竟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除了繁荣的城镇地区之外，它仍有上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中国穷人的人数在世界上居第二位，仅次于印度。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大约有2.54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来自新华网的一则消息指出：“到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2365万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费一美元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仅次于印度，列世界第二位。”我在西部工作几年，重庆、贵州、云南、四川常有中小企业通过关系介绍找到我，希望我能协助他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西部企业发展资本不足、融资难已成为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其次，大力发展“穷人银行”理论和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最著名的莫过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尤努斯创办乡村银行，为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提供小额低息贷款，使数百万孟加拉人因此摆脱了贫穷。尤努斯对穷人的帮助不是救济，不是施舍，而是帮助他们获得发展的机会。尤努斯在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写道：“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已。”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颁奖文告这样写道：“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后才会成为可能……穆罕默德·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已证实哪怕是最穷的穷人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作出努力，这适用于任何文化和文明。30年来，尤努斯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在孟加拉成功地推行着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特定模式，其具体的操作就是通过该银行向孟加拉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始效仿尤诺斯的经验。无论是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还是先进富有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只要有穷人的地方几乎都在复制尤诺斯的“乡村银行”。我们能否借鉴并推广尤努斯的做法，关键在于我们是致力于改变穷人命运，还是仅仅着眼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抛弃嫌贫爱富的做法。扶贫帮困、走共同富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方针，从这点来说，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无疑是我们应该推广，而且必须推广的。阿里巧巧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并决定在四川、内蒙古等六省(自治区)进行试点，组建新的农村金融机构。2007年3月1日，中国首家村镇银行——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在四川仪陇县金城镇开业。目前得到银监会批准，正在筹备试点的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三类：一是村镇银行，包括设在县及县级市的村镇银行，以及设在乡镇的村镇银行；二是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主要设在村和乡镇一级；三是专业贷款业务的子公司，由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设立。最后，中国发展“穷人银行”的问题和障碍。中国最贫穷的人眼下很难获得贷款。因为缺少资产抵押，银行担心出现信用风险。中国现在试点小额贷款的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及其他放贷放贷机构，因防范非法集资目前只能做到允许贷款而不能存款。中国针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等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法规完全是空白，银监会找不出监管的法律依据。在金融业界最担心的是“穷人”信用问题、风险管控问题。穷人最需要钱，但一般银行总认为他们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大部分银行拒绝给穷人放贷的原因是，穷人不会讲信用，他们会把最后一个子儿用来填饱肚子，但是格莱珉银行却给他们机会证明了自己的信用品质。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以取得抵押或担保为放款条件不同，格莱珉银行放贷不需要穷人提供抵押担保，事实上穷人也无法提供符合传统银行贷款要求的抵押或担保品，它通过运用“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以此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具体来说，即将申请同类贷款的四五位贷款人作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项目结果获得贷款，小组成员互相监督、互相保险、互相帮助，共同承担担保的职责，每个小组又为其他小组所监督。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格莱珉银行成功地实现了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很难实现的高达99%的还款率。阿里巧巧格莱珉银行建立了可操作性的监督机制。格莱珉银行以5人小组为单元，再由这个单元扩展为地区中心。尤努斯基于这样一个社会常理：流动社会的人处于陌生的环境，他的行为没有熟人社会的压力，要是没有法律的威慑，处于流动中的人可能选择不诚实、不守信，一锤子买卖时彼此欺骗的可能性增加；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环境，受着周围熟人的舆论压力，他们会自动选择诚信。即陌生环境是一次博弈，而熟人环境是多次博弈。尤努斯充分运用社会的多次博弈效应，让格莱珉银行拥有了必要的信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