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生态社会主义新思维

1浅谈生态社会主义新思维---读《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有感20141261713李雅蕉马克思主义理论摘要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被公认为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起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为20世纪中叶的全球生态危机带来了新的活力。新全球化时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中公认的两大绿党主流派别“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为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危机这个困境、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公正与和谐做出巨大贡献。英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公开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严谨阐释了生态思想，而且还阐发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其独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对于西方,而且对于中国,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关键词红色绿党绿色绿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生态学戴维·佩珀20世纪中叶起，全球生态问题急剧恶化，对人类生存危机造成巨大威胁,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西方学者高度重视，从而引起“绿色”思潮和绿色运动。在当时工业革命时代，虽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人们的生活环境受到巨大破坏，对人们的精神和生命造成威胁。风起云涌的绿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要求保护环境，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解决生态危机。当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有三大代表分别是奥康纳、克尔沃和戴维·佩珀。戴维·佩珀是英国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95年在其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他公开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严谨阐释了生态思想，而且还阐发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批判了西方绿色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做法，形成了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典型形态。21、绿色运动的背景和发展环境保护主义有很多不同思潮，如“绿色”思潮，深刻展示了西方生态政治思潮的发展过程，思潮最初被划分为“深绿”和“浅绿”两种不同类型，“深”与“浅”的区分源于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Naess）在1973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及的术语“深”（deep）与“浅”（shallow），当时被用作区分思想激进与否的方法，最近，约翰·巴里（JohnBarry）给“深”与“浅”赋予了新的定义和区分，那种把内在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被称为“深生态学”（DeepEcology），而那些把单一的工具性价值归因于非人自然的观点成为“浅生态学”（ShallowEcology）。随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西方生态政治思潮又出现了“红绿结合”和“红绿之争”。“红”与“绿”分别是指“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它们是新全球化时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中公认的两大绿党主流派别。它们主要围绕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危机这个困境为主题，这也是与传统生态政治哲学派别最根本的不同之处。1“红色绿党”高举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帜，以人与社会关系的改造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为立足点，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应该通过创建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就会随之烟消云淡。生态政治哲学总体上坚持的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绿色绿党”则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革命，否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内在价值、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意识和环境伦理。2虽然两派各有各的主张，但都致力于将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结合、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尖锐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倡导社会主义，描绘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红绿派之间的斗争展示的生态政治哲学新思维,可以说是西方乃至全球生态政治新鲜血液,为解决人类生态困境带来了新启迪。“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政治理论则充分展现了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公正与和谐的强烈愿望，这也正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主题—“生态政治”。另外生态思维是“红”与“绿”展示了新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正如美国学者麦茜特在誉为“绿色圣经”的“绿色经典文库”之一--《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指出,“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作为一个自然哲学,生态学扎根于有机论———认为宇宙是1王建明.“红”与“绿”：展现新全球化时代生态政治哲学思维.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12.第24卷第12期。2李旦.绿色政治的红色渗透——试论戴维·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建.东南大学学报.2012.5。3有机的整体,它的生长发展在于其内部的力量,它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整体”。3她强调整个地球和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当生态共同体之间出现问题或是矛盾，也要用系统化有机化的思维方式去处理问题。又如美国生态政治哲学家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在《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一书中所说:“几百年来,尽管西方化一直为我们的概念化机构、国家,以及自然界,即按等级排列的各个分裂的组成成分的综合体所支配,但是这世界观却正在为系统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是以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为支柱的,它深深植根于生态学之中”。4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用自己的语言阐释了何谓生态思维。生态思维主要以有机论为特征,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坚持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结合起来,整体系统地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这样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通过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相统一的共产主义。”5作为属于深生态学的一个基本主张“生态正义”属于生态政治哲学范畴。“生态正义”,异于传统政治哲学中讨论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范围,而是将对象指向了一切非人类存在物和生态系统，简单说是整个地球和大自然。绿派所谓的生态正义是为一切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存与发展权辩护,认为一切非人类存在物与当代人一样具有平等的权利，强调一种叫“种际正义”的基本原则。“种际正义”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唐纳德·汪德韦尔首次提出的概念,主张物种之间是平等，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基本利益与边缘利益要区分开来,人类的边缘利益不能损害非人类存在物的基本利益。从而为人类保护环境找到一个比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类利益更为深刻的合法性依据。正如绿派代表之一挪威哲学家耐斯所指出的“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规范就是,从原则上讲,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的理由,我们没有权利毁灭其他生命”。同样他强调“生物平等主义”或“生物中心主义”的正义观。6绿派的生态正义观,主要是为非人类存在物的正义而辩护的。他们虽然也承认人的基本利益,但只是把人类作为大自然的普通一员加以看待的。3[美]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45页。4[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5-50页。5《马克思主义全集》第42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6王建明，《谁之正义？生态的还是社会的》，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4作者戴维·佩珀强调:“授予非人自然特权似乎将人们引向一个危险的滑坡———或者导致中间阶级自然保护的精英主义或者导致严重的厌世主义。”7在佩珀看来,绿派的生态正义虽然并未否定人类的利益,但在现实中却是更加重视非人类存在物利益,而轻人类利益,犯了“厌世主义”错误。单纯的重视风人类存在物的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往往有的时候不经意间损害了人类自己的利益，却还以为这种行为和主张是道德的。举个例子来说，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于1983年,立法禁止幼海豹皮在欧洲出售。可是这一禁令的下达是否解决了生态环境危机？是否就整个生态系统或是整个地球达到平衡呢？很明显这一禁令保护了海豹的生存权,却对加拿大10万爱斯基摩人来说如梦魇一般袭来。自古以来爱斯基摩人以海豹为生,可是禁令破坏了他们的食物和基本经济来源。此后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不禁想问一句：这种生态正义究竟是为了谁?当我们回到现实世界而面对各种人类利益时,生态正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作为红派代表之一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认为：“生态正义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环境利益(如风景、有河流灌溉的农场土地)的平等分配,另一方面是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如靠近有毒废气物的倾倒场所;受到侵蚀的土壤)的平等分配。”8他坚持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环境破坏，那么其中的获益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受害者进行补偿。由此看来,奥康纳的生态正义的本质实际上是社会正义。可见红绿派则强调环境问题上的人类利益,主张社会正义优先。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戴维·佩珀在他的书《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入手，清晰的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思考与应对绿色运动提出的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相关性。1、生态社会主义正确揭示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造成生态危机和社会不公的根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或称异化消费”）必然造成西方乃至全球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社会的生7[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7页。8[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92页。5态和谐、民主与公正必须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正如美国生态政治哲学家弗·卡普拉和查·斯普雷纳克在《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一书中一开始所说:“人们在成熟的工业社会，精神和生命正濒临崩溃和毁灭的边缘。”9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是却以牺牲人类的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在这个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异态社会中，人的真正需求和天性受到摧残和压抑，因此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2、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是解决当代人和自然关系危机的科学方法。生态主义的理论借鉴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和自然的方法和思路，比如马克思以“人类的尺度”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方法，还有马克思主义将社会问题与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有助于然的自然解放，并促进人的社会解放的思想等等。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相关理论运用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实践中，提高了思想理论的现实性。3、在经济上坚持适度发展建立稳态经济模式，即追求产品质量和经济“零度”增长以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遏制对资源和环境的无止境索取和巨大浪费。4、在政治主张上，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实行基层民主，它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官僚制度，追求一种“没有官员的网络系统思想”。佩珀从两个方面，即马克思的方法论和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生态中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以及建立在这一个误解基础上的指责，充分地表明了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有其独特性，那就是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他坚持“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去分析人与自然关系。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超越了西方主流绿色分子的理论视野和政治立场，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其次，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进行剖析，指出想改变社会以及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他看来，实现社会公正和解决环境问题是紧密结合的，工人阶级在努力消灭剥削和压迫，推进社会公正的同时，生态难题也就迎刃而解。9[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页。6但是，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就在于其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佩珀始终强调要防止乌托邦主义，但事实上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仍然陷入了乌托邦主义。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制度设计以及社会变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