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诗经》中的城市

浅论《诗经》中的城市《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保存了很多当时的民俗资料，比如说当时的婚恋关系，农事活动，祭祀情况等等。孔子早就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看出，《诗经》在认识名物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说，《诗经》作为当时的“歌词大全”，客观上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原始风貌，它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也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但是长期以来对《诗经》的研究缺乏城市的角度，学者们习惯了从农事、徭役、政治等角度对《诗经》中的诗歌进行分类阐述。其实，春秋是以城邦文明为时代主旋律的时代，春秋各诸侯国脱离周代王权也并非地方政权完全脱离中央政权，而只是城市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城市的高度自立发展。所以，在探讨《诗经》的题材和思想内容时，城市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而在《诗经》的三个部分中，“风”大多为民间的歌谣，更多的表现了平民的生活和感情，相对来说，乡野意象出现得更多，而城市意象则比较少，只是在一些场景描写里出现过某些城市意象，基本上没有直接写城市建设过程或者具体描写城市的内容；而“雅”是朝廷之乐，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属于贵族文人的作品，与城市的联系更多，因此，《诗经》里的城市意象大部分集中在“雅”“颂”部分。《诗经》中直接记录城市发展过程的诗篇为古代建筑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如《周颂·绵》的行文则完全是按照建筑的顺序来展开的，“未有家室”--“聿来胥宇”（察看地形）--“爰契我龟”（占卜问吉）--“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划定疆界）--“作庙翼翼”（建造宫室庙宇）--“乃立皋门，乃立应门，乃立冢土”（修筑城墙祭坛）--“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疏通交通），描写了周民族的祖先古公亶父率领周人开国奠基的全过程，场面描写宏大突出，对城市建设的过程和劳动场面进行细致刻画。再看《小雅·斯干》篇：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约之阁阁，椓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君子攸宁。“筑室百堵，西南其户”先略写宫室概况，“约之阁阁，椓之橐橐”就建筑宫室一事描述，生动形象地描写出捆扎筑板，夯土的热闹场景以及宫室建筑的坚固给人带来的安全感。而后的四个比喻句写出宫室宏大的气势，对宫室的外形进行细致的描绘，“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则是具体描绘宫室本身的情状了，从室前的庭院到前厦的楹柱，再深入至室内的正厅及后室，从室外转至室内，展现出宫室的光明以及舒适。这一段不仅让我们看到古代宫室建筑的宏大规模，客观上还保存了古代的建筑方法，“约”是指捆扎筑板，“椓”则类似与现在所说的“夯土”，真实地再现古代建筑所使用的方法，先捆扎筑板，然后往筑板里面灌土夯实。《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作邑于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可以看出镐京宏大的规模。《商颂·玄鸟》中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方圆千余里都是国民所居地，写出天子所居地管辖范围很辽阔。宏大的规模使得区域规划成为一种必要。从考古材料中来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之后就会划分一块地方设为“市”，城邑市场里的“肆”，一般都是按所出卖的物品来划分，卖酒的场所即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伐木》篇提到“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由此看来，其时的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发达的，人们的购买意识比较强。另外，诗经的国风部分虽然很少有对城市的具体描写，但是也保存了比较多的城市痕迹，诗中多次出现“东门”，“北门”，“衡门”之类有明显城市痕迹的词语。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写出城东门外的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一首小官吏不堪其苦而向人诉怨的诗。人类的诸多活动比如爱情生活，祭祀，出游等都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来展开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从《诗经》中确定当时城市区域的具体分工，哪里是主要的商业区，哪里是主要的政治中心还难以考证，但是通过《诗经》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城市区域的规划意识还是很明显的。《诗经》中也显露了当时城市生活的印记。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优于乡野的富裕生活。《诗经》中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人的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从这些诗篇中不仅可以了解春秋贵族生活的景观，透露出当时城邦生活的繁荣，而城乡间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状况又形成了文化与精神修养上的差别，诗篇中也写出了城邦人的生活与修养都成为人们羡慕效仿的对象，“君子女”与“都人士”的服装，饰品，发型等都展现了当时都市人的风采。当然，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被人赞美的“美”的部分，也有被人贬低的“丑”的部分，《墙有茨》中写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暗暗讽刺卫国王公贵族的淫乱生活。再如《小雅·宾之初宴》：“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是邮”，客人的“温温其恭”在喝得酩酊大醉后变成丑态百出，这些都市人的有违道德和传统礼仪的行为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另外，中国古代的都市与西方古代都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西方古代的都市往往都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的，而中国古代都市的发展却更大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扶持，这与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息息相关，城市的发展既然与政治密切相关，那么在政权颠覆的影响下，原先繁华的城市就会渐渐变得衰败，在与昔日繁华的对比之下便更显得凄凉。这在文学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态----“黍离之悲”。虽然说“黍离之悲”深层次的“悲”是来自对故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凄凉的感情更多的是针对“国”而非“城”而言，但正是在城市由繁华而衰败的极大反差中，在最为直观的感官冲击下，文人们才形成了这种凄凉的心态。可以说，城市的衰败是形成“黍离之悲”心态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经》形成于以城市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的城邦社会，而且作诗者多为身居城市的文人，即便是来自田野乡间的民间歌谣，在收录到《诗经》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经过了文人的浸润加工，同时很多诗歌发生的空间背景又与城市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在谈到《诗经》时就不能对其中的城市置之不理，甚至应该把更多的视角转移到这个命题上来。参考资料：[1]傅道彬．春秋：城邦社会与城邦气象[J]．北方论丛，2001（3）．[2]刘冬颖．《诗经》中的城市生活[J]．文化史知识．[3]谢遂联．城邦文化的诗性阐释[J]．求索，2008（1）．[4]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