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

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四）(2010-07-3122:28:35)转载标签：杂谈分类：学术原创四．中国中央政府抵抗亚洲金融危机的配套措施（一）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积极干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港币的利率和汇率都与美元挂钩，在金融上是美国金融市场的一部分，但主权回归中国，这是香港在制度是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联系汇率制度内在的缺陷，给投机资本以肆意投机的自由；保持英国人100多年来的“积极不干预”，就不能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第三个矛盾是：香港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利益转移的中心，如香港出现金融危机必连带广东和全国一大批金融机构，并暴露出内幕。由于以上矛盾，国际投机资本在回归以后要全力冲击香港，有没有阴谋并不重要，政治阴谋和经济策划有没有关系也不重要，我们不知道克林顿和索罗斯是否在一起开过会。香港的基本金融制度是英国制定的，成为国际金融“自由港”的基石，中国保证“一国两制”，原则上也应该保持积极不干预。但资金实力在国际炒家手里，亚洲股市总市值只有35000亿美元，美国股市高达120000亿美元，即使没有什么阴谋，按照平等公开竞争规则，炒家也可操纵市场，这就是公开的垄断。按规则办事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国际资本公开按照规则办事就可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在香港赚钱，还是有打垮香港的阴谋，都是一样。冲击香港，背后有国际垄断投机资本，美国政府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客观达成的共谋。鉴于如此形势，无论大陆还是香港，都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市场经济手段”，仅限于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中国长期以来外汇极其短缺，1978年不到1亿美元，1985年136亿美元，1994年人民币贬值50%以后出现大量贸易顺差，1997年才达到1700亿美元。而在香港托市一个月多发行了1300亿港币，需要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量，显然只有中国中央政府才可能借给他们。这样下去外汇储备会枯竭，难免泰国下场。此时敢不敢违背所谓“市场经济规则”，坚持经济主权十分重要。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香港当局，把积极不干预变成积极干预，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先借出200亿美元给香港，然后强化金融交易的管制。（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际有效汇率是以贸易结构为权数，按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的名义汇率。1995年中国外贸结构是：对日本20％，韩国6％，东南亚4％，欧洲18％，美国14.5％，加上从香港转口约30％，对台湾6.36%。1997年东南亚货币平均贬值4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0%，1998年日元再贬值20％，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升值7％，给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如不实行超额贬值就会出现资本外流和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1997年年底说，人民币贬值会引起连锁反应，应坚持稳定，希望中国承担一部分压力。朱榕基对美国承诺人民币在1998年不贬值，形成了中美协调经济政策，稳定亚洲经济的格局。当时人民币贬值预期十分严重，1998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有500亿美元顺差，仅外贸顺差就有267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只增长6亿美元，说明大量外汇存人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资金外流严重。中央政府大力宣传人民币汇率稳定，以鼓励国内外对于人民币的信心。朱镕基1998年3月31日至4月7日初访问英国，会见华侨代表时谈到：人民币不贬值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不贬值我们是吃很大亏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愿意承担，这里面固然有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香港。但我们主要是为了东南亚国家。我们不愿加深这个危机。我们中国人的古训，就是不要乘人之危。朱镕基4月3日说：我昨天会见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他估计至少在12个月内人民币是不会贬值的。我说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我讲了这么多次不贬值，你就说12个月啊？这是个牺牲！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就有这个本事，不说空话，不说大话。注：1998年《人民日报》中国政府承诺1998年人民币不贬值，意在以人民币稳定和扩大内需，为周边国家创造一部分市场，支持他们尽快走出困境，这是亚洲走出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中国采取这样的政策，说明我们具有国际眼光，尽国际责任。但中国政府的承诺并不被国际投资者相信，他们认为，中国国际竞争能力必然降低，人民币维持不了1年，并可能被迫贬值诱发金融外汇危机。国内经济学家一不相信中国有实力能够挺得住，二不愿意做这样的牺牲，认为这是恢复毛泽东时期的“支持第三世界”。我在辩论中指出：中国有实力自己消化危机，人民币1994年已超额贬值进入历史升值期，出口结构变化和竞争力提高，人民币升值不会打击出口。中国也必须承担责任，宁可自己经济萧条也要稳定亚洲。如果成功，将全面代替日本成为亚洲核心国家。注：杨帆《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中国改革报，1998年7月必须加以批评的是日本“以邻为壑”的态度，在香港金融打颤的关键时刻，两次贬值到1美员兑换146日元的水平。把韩国逼到破产边缘，对中国雪上加霜。日本当时人均GDP已超过1400美元，有2200亿美元外汇储备，8600亿美元海外资产，年10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日本企业可承受1∶100的汇率水平，日元贬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只不过人均800美元，谁在尽大国责任，一目了然。日元在二战以后定值为1美元：360日元，40年来升值了4倍。最高点在1995年4月19日，为1：79．75。1998年5月份日元连续贬值，6月15日跌到146.43。中国发出严厉警告，16日晚克林顿决定17日与日本联合干预，日元回升到136.4，再次向150逼近。韩国的出口结构与日本相似，两国产品在1美元兑换13价一150日元之间激烈竞争，韩国正处于最困难调整时期，一旦日元贬值超过150，必然压迫韩元和台币贬值，亚洲第二轮货币战再起。中国“盯住150日元”，一再抗议日元贬值。同时在香港加强金融交易管制。结果如何？国际投机资本没有再来，日元突然回升到130，亚洲金融危机奇迹般结束了。（三）国内宏观调控的有效配合中国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不仅在关键时刻进行国家干预，也由于提前进行国内经济调整。1994年---1997年“紧缩政策软着陆”曾经受到经济学界名曰“改革派”实则新自由主义的联合攻击，我和左大培等人坚决支持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这就是所谓“经济学非主流”的产生。主流，就是从美国引进的新自由主义，虽然中国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但他们一直盘踞中国经济学界，对政府影响越来越大。称他们为”主流“，是符合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大国竞争实际的，也是为了警告中国人不要被他们控制了决策。当时由朱熔基主导进行了坚决的国内经济紧缩，平息北海房地产泡沫；制止了外汇黑市上人民币疯狂的贬值；大力收缩货币，在4年之内将经济增长率从13%降低到8%；CPI从20%降低到6%以下；人民币名义汇率在1994年初一次性从1美元兑换5.7,贬值到1：8.7，贸易顺差迅速增长，外汇储备从1992年200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1399亿美元。1997年外贸总额3250亿美元，出口1827亿美元增长20.9%，进口1423.6亿美元增长2.5%，成为世界第10贸易大国。加工贸易由40%增长到52%，贸易顺差6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97年外资流人640亿美元，对经济增长贡献2个百分点。如没有预先紧缩消除国内经济不平衡，在国际冲击前就不会有实力。亚洲危机使中国付出出口下降资本外逃的代价，经济增长率“七上八下”，在底线上徘徊。政府采取了扩张政策，三年发行6000亿国债，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把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到10%以上，现实增长率于2000年以后再次攀上12%的高峰持续7年。人民币没有贬值，而是升值到2010年的1：6.8。经济超高速度增长，直接因素就是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后来说：没有想到中国不守规矩。作为国际投机资本代言人，他看到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和崛起的前景。2000年以前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与遗漏》一直是负数，说明资本年年外逃。但2000年后连续三年正数共300多亿美元，这是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拐点，中国进入货币财富大爆发的新历史阶段。1998年中国有效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代替日本成为亚洲核心国家，奠定了后10年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使中国崛起迈上新台阶。GDP从8万亿人民币提高到2009年的33万亿，平均年增长率在10%以上，物价在5%以下；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继续；国际资本大批涌入，国家外汇储备从1400亿美元增加到24000亿美元。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都离不开1998年抵御金融危机的经验。结束语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在2009年下降16%，出口总额却超过德国为世界第一。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高消费和债务泥潭，中国却是高积累高增长和低负债，基本面仍旧良好。这次危机中国有幸再次置身事外，主要因素是没有放弃对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但由于经济的开放度大大提高，所受损失已远远大于1998年，包括出口导向过度膨胀，国家外汇储备和企业外汇在海外受严重损失，国内房地产泡沫等等。中国新自由主义影响比1998年更甚。理论界与主流媒体有意地避讳核心问题，把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控制在技术层面，国内外金融利益集团要在中国制造新的金融危机。不彻底反思，就是给未来投机资本冲击中国留隐患。金融危机周期大约10年一次，2017年很可能在中国发生，中国目前经济最好，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中国，国内外过剩资本纷纷涌入房地产，腐败猖獗，如果再将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所具有的政治优势逐步丧失，那么就将具备危机发生的所有客观条件。1998年中国政府抵抗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并没有过时，而是要充分发掘，作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成为未来防止金融危机的重要经验和思想资源。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改革报》1998。8。26。[1][美]威廉·K·泰伯，孟捷译.东亚金融危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4）：108-112[2]贝卫东.浅析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走势[J]财金贸易，1998，（5）：48-49[3]曹洪民，韩立民.亚洲金融危机的十点启示[J]环球经济，1998，（9）：52-55[4]曾康霖.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几个问题[J]财经科学，1998，（2）：1-6[5]曾勇.东南亚金融危机剖析[J]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增刊：106-109[6]柴荔，黄敏，张健.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看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J]北方经济，1998，（12）：33-35[7]陈益民.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征、成因及借鉴[J]世界经济研究，1998，（1）：30-34[8]丁立臣，王国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N]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5）：10-12[9]鄂志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外汇制度安排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贸易，1998，（11）：44-46[10]樊纲.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政策、制度与危机应对[J]国际经济评论，1998-3，（4）：17-19[11]范静，王晓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启示[J]工业技术经济，1998，19（6）：39-40[12]冯金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J]党政论坛，1998，（4）：37-38[13]冯用富.外部投机冲击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理论与实证的考察[J]财经科学，1998，（4）：1-5[14]傅一书，王桂堂，王勇.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成长的启示[N]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5）：3-9[15]高伟.资源冲击与金融危机[J]财金贸易，1998，（4）：28-30[16]高艳红.健全货币市场防范金融危机[J]商业研究，1998-6，（194）：13-15[17]高宇.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析香港经济深层次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1998，（4）：43-46[18]关键.东南亚金融危机探讨观点综述[J]价格月刊，1998-9：34-36[19]韩继云.对泰国金融危机的反思[J]调研世界，1998，（2）：60-64[20]何振亚.稳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1998，（1）：26-29[21]侯邦安.对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