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东与东亚威权政治的传统根源

比较中东与东亚威权政治的传统根源摘要近代历史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中东和东亚的许多国家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们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历史中寻找出路，企图通过变革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方针，来挽救国家和民族被欺压的命运，为此甚至照搬西方模式来开展现代化建设。在这期间中东和东亚都出现了间于极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威权政治，同时也出现了大批的威权领袖。如东亚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台湾地区的蒋氏父子；中东有埃及的纳赛尔，土耳其的凯末尔，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但是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而且颇具争议。本文就着重从传统文化、历史因素两个方面对比分析其对东亚、中东威权政治形成的影响。关键词威权政治东亚中东传统价值观宗教历史因素威权政治是在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出现形式上保留选举、议会、政党等民主制度，但实际上限制公民自由，权利高度集中，而议会、选举等包含的民主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的政治形态。①这是一种间于民主和专制的特殊政治体制。战后东亚和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威权政治体制下，有部分国家至今亦然。学者们在讨论与政治形态相关的文化因素的命题时，事实上包含了两个侧面：其一，是具有地缘特征的历史与一种政治制度的关系；其二，是具有地缘特征的文化（包括宗教、价值观等）与一种政治制度的关系。②本文着重从文化和历史因素来讨论威权的起因。一威权政治成因的争议威权政治的成因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决定论、综合因素说、文化价值决定论这几种。经济决定说的学者们大都是站在“现代化，首先是经济现代化”的立场上来论证此观点。陈锋君教授就说“新威权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经济因素。”③然而伊朗在上世纪由国王强制推行的，欲让高速发展的经济现代化来直接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实践失败后，是对这一论点的直接反驳。上世纪80年代亨廷顿教授也是综合因素说的支持者，并得到①卢正涛：《新加坡威权政治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②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③陈峰君：《维权主义概念与成因》，《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转变是复杂的，由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因素共同影响而成。而现在谈论较多的是“文化价值决定论”，甚至亨廷顿也改变了观点，强调主观文化的因素。国内学者任一雄是这一论调的支持者。他指出：“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使得威权政治具有承传性质，是具有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历史的专制制度的承传和延伸。”①有一点必须指出，文化决定论观点的支持者，只是强调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并未否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民主制产生的重要作用。但笔者认为不同国家情况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政治体制的转变是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从战略选择理论家的角度看，真正影响某一统治体制稳定性的不是这种特定体制的合法性，而是有没有其他更可取的体制选择。②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特殊国情和后发性质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扶助，权威政治的产生，正迎合了这种需要，可谓营运而生。③二儒家和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观东亚文明的根源是儒家文化，关于儒家文化对民主政治的影响，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意见都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亨廷顿甚至断言“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传统的儒教要么不民主，要么反民主的命题上持学术上的反对意见。”④而儒家文化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对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起着指导作用。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在政治上表现为以下四方面：（1）权威和贤人政治；（2）集体和血缘家族；（3）等级和服从；（4）和谐稳定。⑤这四点是一个整体，彼此联系，在政治体系中，臣子服从君王；在家族中，家长服从族长；在家庭中，子女服从家长。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通过血缘联系，等级束缚，将家庭内的血缘关系扩大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去，国家不过是家庭或家族的扩大，导致所有社会成员服从最大的家长——君王，“君父同伦，家国同构”。统一的中央集权，权力集中于君王和官僚集团手中。民众盼求明君、贤相、清官的愿望世世代代不曾变更。孟子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天、地、君、亲、师更是儒家不可颠灭的伦理纲常，君臣有别，长幼有序。强调权威胜于自由，强调集体观念胜于个人观念，强调责任胜于权利，强调和谐协作胜于分歧和竞争。个人权①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②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③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④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⑤许开轶：《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利由国家赋予，社会缺少抗衡国家权力的传统。①核心价值是：对权威的崇拜，对秩序的维持、对等级的尊敬。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伊斯兰教既是宗教文化，又是社会政治。而伊斯兰的政治统治的传统方式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政治构建在伊斯兰教的秩序上，而宗教思想的原则便成了政治意识形态。《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政治文化的核心。政治以信仰为指导，信仰通过具体的政治行为得到体现。具体表现在：（1）顺从真主和他的使者；（2）坚持统一，反对分裂；（3）为真主的道路而奋斗。②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历代哈里发和穆斯林的政治实践，部分吸收异族文化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文化。穆斯林的政治文化分为两类：穆斯林大众政治文化和统治者政治文化，前者具有臣属性质，后者具有专权性质。③这种专权性质的文化要求穆斯林服从权威。而伊斯兰教的权威便是“真主”，一切权利、权威和权势都归真主安拉。真主的权威难以超越。同时伊斯兰教是以一个理想化的完美无缺的人格的体现者默罕默德为中心的，服从真主和服从使者。这种信仰传统使得人们特别容易以道德人格作为政治取舍的标准，形成人格化和个人化的政治。④穆斯林们都相信社会应由“好人”来统治。而现代政治中具有“超凡魅力型的权威”人物也比比皆是，真纳、纳赛尔、霍梅尼等。统治者们竭力向民众灌输“敬主——忠君——秩序”的思想，以“敬主忠君”为核心。而普通穆斯林的行为价值标准则是“忍耐——顺从——效忠”。⑤这种关系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伊斯兰式的“部落民+臣民”文化,与这种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相对应的统治方式是传统的权威主义制度。威权政治则表现为：依靠传统专制和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政治或军事强人凭借权势集团或武力，通过政变和民主机制获取并维持统治，核心是权力集中和统治者合法。通过对比可以了解到，儒家和伊斯兰文明的政治价值观核心中均有“对权威的崇拜，对仁人之制的渴望，对权威统治的顺从”。区别只是在于儒家文化是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而伊斯兰是以宗教。威权政治的理论依据是与这些国家古代专制政治的理论依据一脉相承的。而威权政治的出现正是符合了他们①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②马明良：《伊斯兰文化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③王林聪：《略论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主实践的双重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④杜红：《伊斯兰教和政治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⑤王林聪：《略论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对民主实践的双重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的需要。三宗教因素的影响东亚国家的宗教以佛教为主，少部分是已经被本土化的伊斯兰教。而中东国家伊斯兰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教。佛教关怀来世，主张不理红尘俗世，人在尘世就是受各种欲望的苦，主张无欲无求，人只有消除欲望，忍耐顺从，刻苦修行，才能达到极乐世界。东亚信仰佛教又是典型经历了威权政治的国家便是泰国。而任一雄教授在谈到佛教对于威权政治的影响时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是“德行的思想”，另一个是“积德—作孽及前世—现世—来世。”①德行的源头来自佛经，泰国人把它当做人们应遵循的伦理和追求的目标。而威权的领袖人物则均是被认为有“德行”之人，他已经是一种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而佛教的三世论则为统治者寻找了完美的借口“现世受穷是因为前世未积德，而富人则是前世积德所致。”这样宿命论的观念，有利于维持内部的稳定。与佛教最大的不同在于，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传统，或入世性传统。”穆斯林社会不存在宗教和世俗之分。它主张安拉是一切权利的源泉，宗教法规是国家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结构均应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穆斯林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应处于伊斯兰教的绝对支持之下。②在伊斯兰的世界中宗教就是一切，政治不过是宗教的衍生物，穆斯林相信“末日”终会来临，伟大的哈里发是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而暴虐的当权者，将会受到真主的惩罚，而他们要做的是履行圣神的义务。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当权者利用宗教，为自己披上安拉代理人神的光环，而佛教中，领袖是前世积德，现世被人尊崇是业报所致。宗教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并且能够主宰自然和社会的神秘力量。③这样的认知使得威权政治具备了相当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四历史对威权政治的影响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与中央集权制在各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一份不容忽视的政治遗产，在古代社会他曾经让东亚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摇摇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如皇权至上的封建政治理念中，在行政上来看，①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②王铁铮：《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③任一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政务最高决定权属于皇帝；在经济上，皇帝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拥有者；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军事上，皇帝拥有最高的军事统辖权。①处在权利的中心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利寡头，处于中层的是由科举制选拔并服从于皇帝的官僚集团,是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得以实现的基本工具。处于底层的是由地主乡绅控制的广大劳动群体。这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经过历代君王的改革和完善，它被东亚各国争相模仿学习。如韩国，在李朝统治的500年中始终保持专制集权，由国王、贵族和文武官僚集团把持国家政权。②日本更是数次派使团来华夏学习，完全按照中国模式建立封建国家。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是威权政治形成主要的外部历史因素。一方面，殖民者用暴力、强权和专制来获取利益，片面的加强了集权和专制；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思想也都伴随着殖民入侵了传播到了殖民地。例如日本统治韩国时建立的现代警察和法律制度，新加坡独立前便已确立的议会内阁制。独立后的东亚国家继承了这样的双重历史遗产，同时鉴于超前民主化（全盘西化）的经验教训和快速现代化的需要，选择威权政治是无奈的但也是可行的。行政主导政治权力运作的特色表明，权威强调的是集权而非分权，是效率而非民主。③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民主化道路却更加艰难，在民主化之前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世俗化问题。而中东的历史因素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1）长期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体制下，穆斯林变得更加顺从和虔诚。著名的学者伊本·泰米叶名言曾说：“正义的伊玛目在位一日，胜于六十年的礼拜。”它揭示了在穆斯林社会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在漫长的数千年间它从未动摇。（2）在社会组织中，家庭结构根深蒂固，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落社会结构经久不衰，成为中东最稳定的社会结构。④中东自然条件严酷，素以炎热干旱著称，适合人类生存的范围非常有限。为了生存，游牧民族争夺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在部落权威的保护下，财产和生命安全才能保障，建立在血缘部落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经久不衰。⑤（3）由于中东地区成为连接东西方最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争夺的焦点之一。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中，①许开轶：《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②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