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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包含哪些人的集体智慧结晶2008-09-02——谈谈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学维度毛泽东在提出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见解时，他向一切人学习，首先是从群众的智慧中吸取营养，同时他也格外重视“反面教员”的“教诲”。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首先是国民党强加给共产党人并教会共产党人的，当然在党内是毛泽东首先把握到了，他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按：指蒋介石和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间区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按照老田的理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间对应着力量强势一方——统治阶级，这个主要方面掌握着矛盾双方斗争和冲突的主导权，这意味着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只能采取统治阶级所“选定”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革命之所以表现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其实就是统治阶级不给出路的结果，最终保留给被统治阶级的唯一选择就是改善自己的境况必须以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前提条件——这也实际上意味着统治阶级决定了对抗双方的冲突性质是对抗性矛盾而不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是在1921年就达成了这个关于社会矛盾对抗性的认识，由此他才不得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劳农阶级的武装斗争”，就不会有处境的改进，他在新民学会的发言中间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载《毛泽东着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看起来，是那些不妥协的敌人教会了毛泽东，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到哪里去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依靠力量？毛泽东对于富人贵人的主动让步，得出了不可能的结论之后，就开始着手去寻找如何解决“对抗性社会矛盾”的方案和依靠力量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自己亲手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首先是要打仗的，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人如何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60年代毛泽东在回顾这一转变过程时，曾经多次对外宾讲，自己原本是小学教员，没有想过打仗，都是蒋介石非让共产党人学习打仗不可的：“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闹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争。然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门学问我没有学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没准备去打。谁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没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没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革命战争要从建立根据地开始，这个思路首先是老百姓的智慧，毛泽东实践并系统化了这个智慧。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毛泽东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书记，“他来到湖南，秘密到各县巡视，同农民座谈，了解各级农协被摧残的情况，商议怎样才能挣破敌人的铁网，推翻敌人的反动政权，重新建立革命政权。”在他巡视各地时：“农民沉重地告诉他，只有拿起枪杆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则没有别的办法。毛泽东以为农民的意见是正确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武装。面对许克祥的刀和枪，只有挨打的份。”（张素华主编：《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页）共产党虽然拿起了枪杆子，但一时半刻还没有学会如何打仗，秋收起义失败之后，红军必须解决如何在力量对比劣势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在吸收民间绿林好汉智慧并加以提升之后，才得出了一整套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陈士蕖老将军的回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最初是受到井冈山地区一个绿林好汉朱聋子经验的启发，而后加以提高的：“过去山上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军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笑道：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它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打仗就要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把他转晕转疲了，就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敌人吃掉了，最后，毛泽东饶有风趣地概括道：我们的阵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陈士蕖着，刘恩营整理《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蕖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7页）毛泽东特别善于提出问题，也善于学习，在军事战争问题上尤其如此。根据李尔重的回忆说：“那年毛主席到武汉，大家说毛主席是诗人、文学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毛主席一摆手说，什么军事家，那都是把军事看得神秘了。我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套其实是上井冈山才学会的。上井冈山之前，什么军事都不会。到井冈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问你们怎么能生存下来。他们说，山区那么大，国民党管不过来。他来了我们就跑，他一走我们就趁机会‘揪一把’。后来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就是这么来的。到遵义以后，凯丰说，你这一套不就是《孙子兵法》吗？我这才找《孙子兵法》来看。”（学东整理：《魏巍、李尔重等老同志畅谈毛主席》，载《毛泽东旗帜》网站）毛泽东对于“十六字诀”所包含的朴素道理很看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间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所提炼的十六字诀，并不受共产党内部高官们的赞成，这个依据“打圈”经验提炼出来的口诀，在党内被批评为“游击主义残余”，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就是这么认识的：“在部队的高级干部中，以及在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中，一直还存在着游击主义的残余。”（奥托？布莱恩（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52页）毛泽东从群众和敌人那里学习得来的经验和智慧，在党内受到普遍的重视，是经历了重大失败之后，才获得广泛同意的，他后来回忆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战略战术的人士，有着很强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甚至还很符合统治阶级的惯例和普世价值。这些掌握了洋理论的人一到苏区之后，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然是一个国家，显然军队就应该在国境线上作战，那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敌人”“六路分兵”都是不需要进行思考和论证的绝对正确的政策。为了执行他们绝对正确的政策，为了排除阻力，就需要开展反倾向斗争，批判“罗明路线”“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残余”“富农路线”，就是服务于统一思想所必须的了。在中央苏区时期，李维汉亲自参加过批判“罗明路线”的工作，据他回忆这“实际上就是批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还因为“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巾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李维汉在文革期间做了较为深刻的反省，得出结论说，党内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出于教条主义和狭隘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否认实际，把苏联的一套撤到中国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脱离实际，危害当然很大。经验主义把狭隘经验当普遍真理。拿局部的经验到处推广，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危害也是很大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37，339、341页）为了加强反倾向斗争的效果，有些人还有意识地借用一下共产国际的权威，李德回忆说：“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奥托？布莱恩（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7-48页）正是因为这样，上海中央迁入苏区之后，毛泽东就在党内高层成为少数派，在1931年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党权，1932年的赣南会议中被剥夺军权，1933年苏维埃主席的行政权也被架空了。甚至在上海中央迁入江西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落选前委书记了，他的各种主张在党内低层也是少数派。看起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涵，与大小当权派的利益和意愿有着不小的落差。那些留苏的“海龟”们自认为理论水平高，井冈山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只能按照他们自己“绝对正确”的意见办事，若非遭遇极大的挫折他们是坚决不回头的，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1958年元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费孝通“交心”说：“请费孝通参加会，是寄希望于他，”“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第14、15-16页）布迪厄把学习得来的知识称为“文化资本”，要那些洋海龟们承认学会了的理论的不足，转而面向实际，这实际上是要求把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贬值为零，所以，遭遇到资本持有者最顽强的抗拒，如果没有革命的整体性失败和个人被敌人消灭的重大威胁，他们就拒绝贬值自己的文化资本。基于文化资本贬值政策的重大分歧，本质上也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社会性障碍，建国后毛泽东把同一性质的问题和各种表现一样称之为“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