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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讲：文化符号研究中的标出性MarkednessinCulturalSemiotics语言学的标出性：形态特征标出性是不是风格学问题？中项偏边造成的数量标准标出性历时性翻转美的正项与异项，艺术标出性Markedness标出性这个术语在现代语言学中的译为“标记性”。这个译名很不方便，“标记”这个汉语词意义过于宽泛，容易出现误解误用。这种情况在西语中也存在：marking或marked，也经常出现混淆。乔姆斯基1968年建议用一个特殊术语Markedness，此词应当译为“被标记性”，汉语过于累赘。为了避免误解，我建议这一批术语都改用“标出”与“标出性”：此词包含着被动义，简洁又不会过多引起误解。语言学提出标出问题标出这个概念，是三十年代，由布拉格学派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Trubetzkoy）提出特鲁别茨柯伊是音位学创始人，他发现，在对立的清浊辅音，之间有相当清晰的不对称现象：浊辅音因为发音器官多一项运动，从而“被积极地标出”。其结果是浊辅音使用次数较少。因此，特鲁别茨柯伊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具有的特别品质”。检查一下就可以发现：浊辅音的确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个现象恐怕在任何语言中均是如此。清浊辅音字母统计难以统计发音，只能用字母作近似统计：用Google搜汉语中拼音字母出现频率：s字母5.8亿次，z字母1.4亿次；p字母3.0亿次，b字母2.7亿次；t字母6.3亿次，d字母4.8亿次。用Google搜索全世界“所有语言”：s字母68亿次，z字母20亿次；p字母38亿次，b字母30亿次；t字母64亿次，d字母50亿次。清浊音标出性不对称，看来是跨语言普遍现象。是个形态问题？此后语言学家发现标出性规律相当稳定，在各种语言中都存在：在对立的两个语言现象之间，不对称是普遍的。而且在形式上，标出项总是比未标出项组成复杂：例如在构词法上，原词对衍生词（playv.player），单数对复数（playv.plays）等；在语法上，例如主动态对被动态（toplayv.tobeplayed）。凡是组合形态上较长的，都是标出项。两个形态公式格林伯格总结了多达13条标出性的特征之后，提出公式：“当语言中有x特征，也有y特征时，非标出组分即不包含x的组分”。组成元素较多的（既有x也有y）的一方为标出项。1994年语言教学专家艾利斯公式：如果相关两项之一具有x特征，另一者具有x+y特征，那么x就是“基本特征”，x+y项就具有“以y方式显得比较‘特别’”的标出项。两位语言学家的总结，说的是同一回事：他们的定义都是落在在形态上。数理语言学定律Zipf’sLaw即“少用力原则”（leasteffortprinciple）。在今日，用计算机验证发现极其精确，已经应用在信息论，城市规划等语言之外的领域。在汉语中的应用，至今局限于汉语的计算机模式。此定律必须用统计数学的公式才能说明白。通俗简单的说法是：较短的词用的较多。但是Zipf’sLaw如何适用于汉语这样词长短不明显的语言，依然不是很清楚。Givon三标准语言学家吉冯仔细总结了标出性研究，认为标出性出现在三个层次上：结构复杂性上，标出项结构较长；分布频率上，标出项出现次数较少；认知复杂程度（cognitivecomplexity）上，标出项更为明显(moresalient)。三者皆有，还是三者选一？总结关于长达80年的热烈讨论，很多语言学家指出，标出性问题至今理论上混乱不堪：词项形态，不一定是句法，语用等语言其他层次标出性的原因。语言标出性定义无一致性沈家煊认为：标记性有六个标准（组合，聚合，分布，频率，意义，历时）。他认为发生在这些层次的标出性是统一的：“如果在语义上是无标记项，那么在句法和语用上也是无标记项”。但是他马上从这个“一致性”结论后退了一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标准作出的判断是一致的，即使有不一致，把这些标准综合起来考虑，判定不会有多大困难”。所谓“综合判定”，就是标出项不一定都有着六个特征，这六层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标出性是个超语言的文化现象我们从语言学最常用的例子说起：英语中manv.woman的对峙中，man为非标出项，第二词woman派生自man比较长，因而比较少用，因而是标出项。由此，兼指男女，就用非标出项，例如“人类”作mankind。从文化符号学看，原因不在词的长短，而是文化问题：男性的社会宰制，使男性词为占据中项的“正常”性别，在不分性别情况下，用男性携带全部人。例如法语中homme，与femme，长度或形式复杂性也没有不同，但是homme依然有携带中项能力；再例如汉语中“男人”“女人”长度相同，不分性别时依然用“他”，性别混杂时用“他们”。中项偏边：正项，异项非此非彼，可以称为“中项”。中项的特点是难以自我界定，必须靠即非标出项表达来表达自身。中项偏向的非标出项，就此被认为是正常的，中性的“正项”；中项离弃的标出项，就此被认为是异常的，边缘的“异项”，中项偏边是任何符号系统（语言或非语言）标出性的常见特征，这是因为标出性与二元对立的“不对称”联系在一起。中项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意义不独立，只能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裹卷携带，只能靠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文化概念三项式排列中项与正项基本上是提喻关系，因部分整体关系而取代；中项与异项基本上是转喻关系，因邻接而携带。男性标出=前文明在前文明社会中，男性是标出的，正如高等动物界（鸟类，兽类）也是雄性标出。人类男性除了胡须毛发体味等生物性符号，开始加上纹身羽饰等人工装饰：雄性/男性的标出，有助于吸引女性/雌性，女性/雌性作为正常的主项无须标出。这种似乎合乎“自然”的安排，有利于种族繁衍这个最重要的生存方式。文明=女性标出动物与文明前人类，雄性标出。文明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女性取代男性标出。女性开始用各种妆饰给自己身上加风格标记，男性就成为“本色示人”的非标出正项。这是人彻底脱离动物界，成为“文明人”的最明显路标。文明就意味着打斗、掠夺，战争代替生殖率，成为部族存活的最主要原因。狩猎退居次要后，种植与畜养（男性活动）代替采集（女性活动），提高了生产率，物质生产代替后代生产，使女性更加边缘化。列维-斯特劳斯的妙句到现代社会，女性的刻意装扮，巨大的百货公司大部分是女人用品，时装业靠在女性妆饰上不断花样翻新而变成庞大产业。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女性的化妆是“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讲述的是一个我们无法知晓的黄金时代，他们只能用装饰图案来颂扬这个年代，因为她们还没有其他文字来表述它”。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可能忘了，在那个尚无文字的女权黄金时代，女性根本不望脸上画。“加工”性别学界至今在反复讨论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变成的。不是生物的，心理的，经济的原因定义了人类女性在社会中心（auseindelasociete）的面貌，而是整个文明详细加工(elabore)了这个产品”。这个观点非常正确，但是文明究竟如何“加工”女人的？我认为是文明在文化符号上把女人“加工”成具有标出性的异项。文明当然也加工男人，只是加工成“在社会中心”的社会正态。不打扮的女人、刻意打扮的男人到现代社会，不在装扮上下功夫的女人，被认为是“不像女人”，只有在亚文化中（同性恋界，男妓，戏曲）中才有不打扮的女人和刻意打扮的男人。女人的“自觉自愿”自动标出，是文明社会女性边缘化最明确的证据。标出性与符号风格学文化似乎是大量风格性元素（仪礼，建筑，服饰等等）造成的，实际上“正常文化”是无风格的，风格学“零度”。《后汉书》记载光武帝收付燕赵失地，“老吏或垂涕曰：“不意今日复赌汉官威仪”。发现“汉官威仪”的是长久生活在“化外”者。社会主流总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异文化是标出的，非正常的。异乡异族异己的人，总是身携怪诞奇异风格性元素，因此是边缘的。文化=标出异项标出异项，是每个文化特定的符号结构性排他要求：一个文化的大多数人认可的符号形态，就是非标出，就是正常。正项的范畴必须存在于非标出性中，为此，就必须用标出性划出边界外的异项。文化异项=前文化，亚文化，反文化具有标出性的“非文化”异项，可以是前文化，异文化，亚文化，反文化。亚文化群体（例如异教徒众，移民社群，同性恋群体，“流氓”帮派），往往以特别的风格（奇妆异服）区别于主流文化。这些亚文化集团几乎自觉地维持标出性形式特征。青少年“太保太妹”集团对社会的“威胁性”，多半只是在能指形式上。亚文化不太会形成翻转（？）在前文化中，裸身为正常；在文化中，衣装为正常，裸身为标出。直到二十世纪初，某些非洲大洋洲民族依然是几乎全裸的，不管对殖民主义有多少指责，对盖上身体几乎无人抗议。现代化进程一旦开始，过于明显的标出性符号很快消失，然后边缘化。今日西方“天体主义”是在封闭环境中允许的亚文化。反文化Counter-culture反文化与亚文化（subculture）有时候不易区分，但是其区分非常重要。亚文化能指上挑战主流文化，但是并没有独立的价值规范；反文化在所指上（意义上）挑战主流文化，有独立的元语言。亚文化参与者是社会边缘群体（流氓青少年，失业流民，妓女等）；反文化参与者往往是主流家庭出身。嬉皮士运动是典型的反文化造成文化转折。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反文化运动，造成文化剧变。标出性翻转比起语言学来，文化的标出性变动较多，这是文化演变的符号学特点。前文化-文化-亚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关系“标出项翻转”，可以在文化演变观察到。当代文化朝超熟发展，标出项有可能再度翻转。标出性再度翻转，大部分尚在过程之中，主流文化范畴对峙亚文化范畴，现在可能变为主导文化对峙多元文化。对自然顺应-改造-顺应现代之前人类以适应自然为主流，改造自然为标出性活动；现代人全力改造自然，顺应自然成为标出性活动；在当代生态主义逐渐成为共识，顺应自然再度成为主流，改造自然开始带上标出性。表意中介身体-文字-身体翻转？前文化中身体公众性表达为主流，文字表达带有标记性；在成熟文化中，身体公众性表达为标出；当代文化中身体的公众性表达重新兴盛，文字表达又开始边缘化。正在翻转？史前人类乱交混居为正项，性关系固定是标出的，边缘的；文明采用各种婚姻，而婚外婚前或同性性关系则带上强烈的标出性（《红字》），从而边缘化；而到当代，性关系容忍度越来越高，“婚前”性活动被容忍，“婚外”性活动标出性渐渐降低。其他翻转中？正项异项翻转，原正项以边缘化异项方式部分保留，例如血亲婚-乱伦禁忌-隐蔽血亲婚；纹身-不纹身-亚文化纹身；生食-熟食-生食作为偶然美味。符号本身在翻转？甚至，符号本身在翻转。博得利亚认为符号虽然一直存在，却并不是人类意识中一以贯之的主导力量。在传统社会中，符号是禁忌之物，或象征之物，数量稀少而稳定，总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神圣而不能随便使用。而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专制社会的崩塌，符号也被大量使用而机械复制，形成现在符号与物的新的反映关系。符号伦理学：善与恶何者被标出？善与恶之间总有大片的中项区，非善非恶：至善与至恶终究是少数。中项认同善，以恶为耻而不为，社会就趋向稳定；反之，社会趋向动乱。善与恶的定义从来变动不居。消灭恶在定义上不可能，道德是用来把恶标出为异项，控制其发生频率，阻遏中项认同恶。社会大多数因为避免被标出而趋向于善，才能维持文化的意义秩序。关键是如何处理小善、小恶为了能包容中项，正项不得不降低标准：大善保留给圣人，大恶留给魔鬼，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则降到较低水平，小善即善，小恶也不至于落入恶。这是文化符号学逻辑，而不是伦理学逻辑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做了什么，而在于如何对此行为分类。消灭“恶”，在定义上就不可能，要的只是把“恶”明确标出为异项，控制其发生频率，也就是阻遏中项认同“恶”：社会大多数因为恐惧被标出而趋向于“善”。盗泉之名《水经注·诛水》：“孔子至于暮而不宿,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李白《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诗御》：“掩口去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