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

毛泽东的革命和邓小平的改革1949年的解放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件，之所以说是大事件，或许并非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打败了国民党统治，而是因为中国真正实现了除台湾外的统一，中国人民终于挺直了腰杆，站直了身子，中国从此不再是一个受人欺侮的国家。我觉得这一点更为重要，它所结束的不仅仅是国民党的统治，而是结束了多年的战乱、结束了半殖民地、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结束了政府腐败、人民深陷灾难的日子，中国人民从此扬眉吐气了。从这个角度说，用“新生”比“解放”更加贴切。解放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可谓天翻地覆。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总体判断，有人现在开始怀念民国时期，怀念张爱玲，怀念上海滩，怀念西南联大，可这些都是一种病态环境下的生存形态。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尽管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一直在快速发展，中国的实力一直都在迅猛提升，这样一个判断很重要，我们评价毛泽东也好，评价邓小平也好，都必须基于这个判断。当然邓小平“猫论”和“先富论”与毛泽东的共同富裕相比，出发点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信仰和追求，土地改革也好，“三反五反”也好，“反右”也好，“大跃进”也好，“文革”也好，其目的都是基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都是为了管住当官的不让他们腐败。毛泽东的伟大还在于，他是真正的人民的领袖，不是贪官的领袖，是国家的领袖，不是利益集团的领袖。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的“猫论”和“先富论”使国家和个人财富快速增长，使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实现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提出的“超英赶美”的目标，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肯定，从长远看，历史地看，邓小平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同时其“猫论”和“先富论”发动了中国迅速崛起的车轮，调动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指数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高，上升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先富者没有帮助另一部分人致富，他们大都把财富转移到了国外，自己去挥霍享受了，在物价飞涨的年代，广大人民群众没有随国家财富的增加而相应的提升，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毛泽东走过弯路，邓小平也走过弯路，这一点我们同样要有充分认识。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其实毛泽东一直都在进行革命，只是革命对象不一样、革命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对于毛泽东解放后的革命，其利弊至今仍有较大争议，我们且来回顾一下。首先是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朝鲜战争打乱了毛泽东解放台湾、统一中国的设想。正所谓祸福相依的道理一样，中国虽然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打败以美国为首的十七国联军，却留下了没能解放台湾的巨大遗憾，同时因为朝鲜战争而与美国交恶近三十年，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局面。这胜利和遗憾哪个大哪个小，还真不好说。抗日战争虽然也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可毕竟有苏联红军的帮忙，有美国飞虎队的帮忙，而朝鲜战争则是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取得的第一场抗击西方列强的重大胜利，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和威风，从此，西方国家不敢欺负中国，中国真正让世界刮目相看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而朝鲜战争取得胜利的那一天。非洲的历史没能在中国重演，印度的历史没能在中国重演，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没能在中国重演。其次是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是共产党对农民的一个承诺，共产党必须兑现这个承诺，同时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宗旨，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然而“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带来的只是一个梦，而不是一块土地，不久共产党又通过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了，农民莫明其妙地成为了国家的雇工，土地不是他们的，收获不是他们的，虽然名曰集体土地，可集体与国有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一运动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后中国重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以农业反哺工业、农村反哺城市的“剪刀差”方式进行的，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最大也做出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第三是工商业改造运动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迹。中国走的是前苏联的道路，苏联的道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另一方面则轻视轻工业等有关民生产业的发展，生活资料匮乏，什么都计划供应，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中国在1956年实行工商业改造，通过赎买等方式将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这一很有气魄的政策使我国轻工业和商业发展进入严冬，特别是商业流通基本绝迹，全部依靠国家计划，此后国家重工业得到大发展，而轻工业和商业受到抑制。1958年中国实施冒进的经济政策达到了顶峰，那就是大跃进运动完全偏离了经济规律，搞乱了中国经济。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老百姓吃到了这一政策的苦头。第四是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知识界心寒，这种打击从批胡适、批胡风、批《海瑞罢官》开始，到反右运动，再到“文革”，知识分子被沦落为臭老九，没有了地位，没有了尊严，这一点民主党派绝对没有想到，反右运动让知识分子蒙羞，从此知识分子从心理上很难融入共产党群体，也正是这种打击让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不再相信知识，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知识在权力面前依然处于屈从位置，权力让许多权贵和权贵的后代成为亿万富翁，而知识并没有产生这种效应，知识分子群体从此失去了风骨和担当。第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起“文革”，我们会感到心情复杂而沉重。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是必然会发生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先例，没有参照。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文革”是一次反人类、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运动，它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它对文化的毁灭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必须对“文革”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和清算。但四十年后，当我们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角度和思维方式来看“文革”的时候，或许会有新的感悟和认识。表面看“文革”是一次权力斗争，但从深里看，我以为绝不这么简单，作为500年才出一个的伟人，毛泽东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必有其深意。我们回头看看1963年到1965年在大部分农村和少部分城市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这次运动发现部分干部存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行为，“文革”虽然是一次名为“文化”的大革命，实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针对全体干部的思想教育运动，是一次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功臣、现在的当权派已经逐渐变质开始信奉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当年“进京赶考”引起警觉一样，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引起了他的警觉。联系三十年后中国发生的干部队伍腐败的状况，毛泽东发动“文革”，让年轻人起来革“当权派”的命其实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路，即担心中国变颜色，如果能历史地看一件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性和逻辑性，这次运动主观上是一次针对全体干部的警示教育运动，是对当权派的一次触及灵魂的洗礼，目的是防止干部违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官老爷，但“文革”客观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给许多家庭和个人造成了重大伤害，这是应该反思和避免的。毛泽东曾说“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运动。”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没有对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运动，结果出现了严重后果。部分“当权派”及其子女从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开始利用权力无所顾忌地鲸吞国家财富，“当权派”们对财富的占有肆无忌惮，国家公权力变成了部分当权者进行“权钱交易”的利器。换个角度和思维方式讨论“文革”，从国家和政权的长治久安讲，“文革”的发动有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无论如何“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清明干净的老百姓的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则是一个富人的中国、权贵的中国，腐败使中国成了权贵的乐土和冒险家的乐园。拉长了时间来看，假如我们不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文革”也许真的会重新来过。这里我并不是要宣传“文革”，并不是说中国真的要再来一次“文革”，但对“当权派”的严格监管和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一旦公权力泛滥成灾的成为私权力，或许会来一次比“文革”还要猛烈的革命。在这里我并不赞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但我们通过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则是必须的，让大家对权力有一种敬畏心，有一种感恩心，有一种责任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邓小平带来的。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了不起的奇迹，从这一点上讲，邓小平一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扭转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向，从此，中国开始了一次新的伟大长征，实现了中华崛起与民族复兴，让中国人民感到了极大的自豪。但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比，显然也有着极大的不同，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其宗旨，邓小平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其宗旨，这是其本质的不同。虽然说邓小平的事业是毛泽东事业的延续，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修正，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到邓小平去世后，继任者再次修正了邓小平理论，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再是毛泽东思想，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贫富差距拉大，产生了一个“暴富”群体，这个“暴富”群体的财富并不是靠正当手段取得的，而是靠不正当手段，靠权力取得的，少数人瓜分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不是与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邓小平特别是他的继任者通过市场经济搞活了中国经济，实现了中国实力的快速增强，但在后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忽视了道德重建，没有把权力与市场隔离开来，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把权力放进了市场，让权力与资本组成了利益集团，结果是权力集团变成了利益集团，权力集团为利益集团服务，催生了一批靠权力“暴富”的超级富豪，最后既脱离了毛泽东的理想，也脱离了邓小平的设想，中国变成了比资本主义还可怕的权贵与富人的天堂。有六次机会让中国暴富群体得以产生，这六次机会都是权力造成的。第一次是股份制经济的崛起，大量企业通过上市实现财富聚集，而上市公司不仅催生了无数个亿万富翁，也让官员通过审批和本人或家属参股的形式实现了暴富，这是第一次中国财富的饕餮盛宴，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而参与炒股的老百姓的财富被席卷一空。第二次是国有企业改造，大量国有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毛泽东时代积攒起来的财富被大量转移进少数不法商人的腰包，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这一轮改革中，工人所遭受的损失十分惨重，许多家庭被逼上绝路，改革没有兼顾职工的利益，形成了新的赤贫阶层。第三次是房地产疯狂。房价的飚升是商人与政府联手抢劫老百姓财富的行为，一批通过各种非正常方式获得便宜地块的地产商大发横财，可以说靠房地产起家的商人的财富多数都沾有血腥味，这批有原罪的商人最后成了社会上光鲜的新贵。在一批房地产商暴富的同时，产生了亿万个房奴，老百姓一家人一生的积蓄也买不起一套房，只好贷款买，最后几乎全民都变成了房奴。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仅是房地产商的奴隶，是银行的奴隶，也是政府的奴隶。第四次暴富群体的产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那就是所谓的资本运作，其核心是权力运作，权力成为市场主体，而且这些权力来自于高层权力，资本运作是权力变现的一个过程，白手起家，空手套白狼，权钱交易，实现国家财富向利益集团、当权者转移，这些财富数量十分惊人，转移速度也十分惊人，短短数年就可以实现从零向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的转移和积累，国家几乎被这批蛀虫蛀空了。第五次是对国有资源的瓜分和掠夺。如矿山河流等等，我们看到山西的煤老板富可敌国，可山西省却十分贫穷，老百姓更是没有享受到任何丰富资源的红利。第六次是权力与社会黑恶势力联手，通过盘剥老百姓、打压弱势群体而获得财富，黑恶势力还纷纷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戴上红帽子，干些不法的勾当。另外让老百姓逐渐陷入贫困或赤贫状态的还有物价暴涨，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让老百姓真正到了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地步。令人可怕的是，这个社会给人的感觉却是繁荣无比，中国人富得流油。中国人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的房价都撬动了，整条街整栋楼地买国外房产，中国人的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