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失败原因简析ChenRuida陈锐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北京102206摘要:辛亥革命实现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的目标,而为“恢复中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在制度上确立了民主议会制的政体,革命派和立宪派等独立的政治力量纷纷产生了一个宏伟的构想,即模仿西方民主政党政治的形式,通过竞选获得组阁资格并把中华民国建设成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议会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确实有模有样,几大政党通过激烈辩论,阐述政见,与西方的议会选举并无二致。然而,随着宋教仁遇刺和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失败,乃至袁世凯解散国会并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议会政党政治在风雨飘摇中彻底失败。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纷繁复杂,失败的原因也有很多,但究其根本,议会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的失败在于超越了当时的政治现实,企图将空想的主义和照搬的政体在刚刚脱离数千年封建统治、缺乏民主基础的旧中国实现。本文试图以背离中国国情为主要失败原因,分析了西方得以成功并繁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土壤中无法结果的原因,并从不同角度来探索议会政党政治失败的多方面因素以及导致这些因素出现的社会背景。关键词:民国初年;议会;政党政治;中央威权;民主制度AnalysisoftheReasonsforTheRepublicofParliamentaryPartyPolitics’FailureChenRuida(SchoolofAstronauticsn,Bei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Beijing,China)收稿日期:2014-5-16作者简介:陈锐达,学号:13151112,班级:131514,院系:宇航学院。*通讯作者.Tel.:13240356208E-mail:1052977500@qq.comAbstract:Xinhairevolutiontorealizethesunyat-senexpelthemanchusgoal,andforreturntoChinatheprovisionalconstitutionoftherepublicofChina,hasestablishedademocraticparliamentarysystemofgovernmentinthesystem,revolutionaryandconstitutionalistsandindependentpoliticalforcehaveproducedagrandidea,namelytoimitatetheformofwesternDemocraticPartypolitics,toformaqualificationwereobtainedthroughthecampaignandtheconstructionoftherepublicofChinaintothewesternbourgeoisrepublic.Theparliamentarypoliticalpartiesin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ofChinaisindeedproperly,afewbigpartiesbyintensedebate,politics,andthewesternparliamentaryelectionisnot.However,asthesongjiaorenassassinationandsunyat-senlaunchedthesecondrevolution,thefailureofthemovementtoprotect,andyuanshikaitodissolveparliamentandagainstthepeanuts,completefailureinthetotteringparliamentarypartypolitics.Republicofcomplexpoliticalenvironment,thecauseofthefailurearealsomany,butitsfundamental,thefailureoftheparliamentarypoliticalpartiesintheearlyyearsoftherepublicofChinaisbeyondthepoliticalreality,tryingtoutopiansocialismandthecopyoftheregimeinjustoutofthethousandsofyearsoffeudalrule,lackofdemocracyfoundationofoldChina.Thisarticleattemptstodeviatefromthe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sthemainreasonsforfailure,analyzesthesuccessandprosperityofwesternpoliticalsysteminChinacannotbethecauseoftheresultsinthesoil,andfromdifferentanglestoexplorethefactorsofparliamentarypartypoliticalfailureandleadtothesefactorsinsocialbackground.Keywords:Therepublic;Parliament;Partypolitics;Thecentralauthority;Thedemocraticsystem一、引言清朝末年,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再也没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而繁杂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随着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爆发,辛亥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中国,随后,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一时间山河色变,偌大的清帝国土崩瓦解,清王朝最后的皇帝溥仪下诏退位。与清王朝一起终结的,还有统治了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的历史迅速翻开新的一页——中华民国。二、正文如此迅速的革命带来的是政治权威或者说权力中心的缺失。此时,作为重建政治体系合法性的新型组织形式——政党成为实现社会整合的主要政治力量,一时间政党林立,竟达百余之多,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深入人心并达到了高潮。而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两年之后的1913年3月20日晚,刚刚成为国会多数党国民党党魁的宋教仁,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从上海北上组阁。一声枪响则让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革命党领袖的议会政治梦梦断沪宁车站。临终前,他交代了三件后事,除了捐书、托母,他要求国民党同志继续奋斗救国。然而这个人称“议会迷”的责任内阁救国之路终究也没能走到最后。杀害宋教仁的幕后黑手不言自明是善用暗杀手段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宋正是因为不接受袁的威逼利诱,直接威胁到了袁的统治而遭杀身之祸。宋教仁的死虽然暗示了袁对政党政治和内阁国会的极端厌恶和全力打击,但当时多数国会议员仍幻想通过宪法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并否决了袁世凯为扩大权力而提出的“增修约法案”。袁世凯随后采用抹黑国会、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等一系列手段最终迫使国会落得停顿乃至解散的命运。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破产速度之迅速,生命力、复原力之脆弱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始料未及的,为什么在西方得以成功并繁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土壤中无法结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水土不服;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虽经清末十数和辛亥革命的极力鼓吹和宣传使国人有所了解。然而面临周秦以来的数千年封建专制产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阻碍,在极短的时间在民众中推广政党政治理念并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文化背景,需要国民对政党组织、活动和制度的广泛认同。然而事实是,儒家文化占了上风,人治的传统也未能向法治过渡,即使是今天,这种影响依旧深远。不仅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缺位,即使对政党政治有所了解,有些国民仍抱着反对甚至强烈批判的态度。上海《独立周报》的载文《痛哭中华民国之前途》中写道:“苟为救国计,非毁尽一切政党,而本吾真正纯洁之民意以为治,未有能济者”。这种激烈言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民众中的反对意见可见一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贫瘠土壤注定结不出正常的政党政治果实。二、作为议会政党政治的主体力量,资产阶级势单力薄;民国初年,议会政党政治不仅民众基础相当薄弱,代表改革中坚力量的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均无法担纲起变革的大旗。首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根本的改变,而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然而在这件首要大事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强行要移植西方的政体可谓操之过急。其次,中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群体。中国的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壮大自己,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但为了生存,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暧昧关系,不敢彻底决裂,有妥协、软弱的一面。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夹击之下,既无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无坚定的政治核心,同时缺乏社会力量主导的资产阶级,却妄图通过社会阶级力量而不是通过掌握中央权威来推动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确实充满了空想性和不切实际的特点。同时,当时较为重要的政党,如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从本质上讲都不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更加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成功实行议会政党政治,也没能找到适合推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正确之道。三、中央权威的缺失;当时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英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其在中国推行的不现实性。另外一种是以德、日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德、日的崛起有很大的启示性,即在较为落后的国家,为实现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威权来推动制度的变革。其实近代以来,如洋务运动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清末新政的失败都直指中央威权的缺失。只是当时的各个所谓的政党,只关注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而不探查其内在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而正是因为缺乏对中国国情和西方制度的深入思考,民国初年林林总总的党派虽然仿照西方国家进行各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但实际上使得原本就缺失的中央权威得不到重建,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生命力被严重削弱。以宋教仁为例,他为了改组国民党以争夺国会席位而自动卸任农林总长的职务时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运动”。在中国亟需中央权威来主导和推动制度变迁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党却舍本求末,放弃外争民族独立,内谋进步统一,而把主要政治目标和精力放在争夺国会和内阁席位上,无异于自掘坟墓。民国初年有五大政治力量,而民主议会制度只是建立在各利益集团的脆弱平衡之上的。因此议会政党政治的根基并不牢固,政党组织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当把握重兵的北洋派的利益受威胁从而出手打击议会政党政治时,平衡的局面很快倒退回独裁统治;四、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的阻挠;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无人匹及的封建军事政治集团,左右着清末到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局。他显然懂得军队对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在各党派热衷于政党竞争、政党组织涣散的时机下,他进一步发展了军事实力并操纵党争。从国会召开地点最终定在北京,到许多政治人物的死亡,再到国会被停顿乃至解散,民国初年的政坛到处有袁世凯军队力量优势展现的手脚,任其摆布。袁世凯本可以凭借军事实力扭转民国初年混沌的政治局面,建立强有力的集权而推行现代化进程,然而他骨子里封建皇权思维和对民主的极端反感使他丧失了成为历史伟人的机会,终落得一个万人唾骂的下场,留下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民国初年的议会政党政治之所以失败,西方得以成功并繁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土壤中之所以无法结果,究其原因,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国情。然而事实是中国选择了“拿来”,选择了一味地去模仿。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之后,虽然终结了统治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封建帝制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太平盛世就此到来。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