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民族关系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民族关系马戎摘要：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贯穿民国38年历史的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多元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整个民国期间，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并扶植代理人。民国历史中，最核心的利益是救国图存，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评价民国所有的历史人物时，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底线。关键词：中华民国中华民族民族国家构建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便陷入一个在东西方列强不断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天下”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被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与其他文明相遇，在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下，这个“天下帝国”竟显得如此不堪一击，故李鸿章惊叹为“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战争赔款为例，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甲午战争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接近清朝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当时中国国民总数4.5亿人计算，每人罚银一两以示“惩戒”，因清政府无法一次缴纳，便以关税、盐税等担保，39年还清，本利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白银（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28，245，343）。天文数字的巨额战争赔款不仅使清政府国库罄尽，也使民间积累的财富在朝廷苛捐杂税和外国强盗军队抢劫的双重掠夺中消耗殆尽。同时，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1840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疯狂割占中国领土，如香港、澳门、台湾、库页岛、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大片国土通过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割让。与此同时，列强在各通商城市遍设“租界”，派驻陆海军和巡捕警察，实施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占各地铁路修建经营权、矿产开采权。外国教堂密布全国城乡，洋人“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深入边疆地区各个角落，列强在控制中国海关后大幅降低关税，使“洋货”充斥各地市场，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和贸易网络，导致城乡居民的生计残破凋零。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片国土已成为风雨飘摇、毫无尊严的伤心之地。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上海有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陈天华，1903：7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郑观应，1894：11-12）。谭嗣同在诗中叹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下爆发“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的国运。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已经处在一系列内外矛盾的激烈冲突之中，清朝的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态。武昌起义揭开了一个蕴蓄已久的“潘多拉盒子”，各种矛盾随即以空前的强度和错综复杂的形态迸发出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才终于被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压制和掌控，使中国大陆国土重新获得了统一，并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得以在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和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继续前行。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看待和理解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一、贯穿中华民国38年历史的三条主线贯穿中华民国38年历史的可以说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积极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一个“多元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外部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军事势力的介入具有双重性的影响，既向中国人介绍了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和共和制国家形态，同时又以这些理念鼓励中国各群体“独立”与分裂国家，试图瓦解中国并使其转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辛亥革命后，这三条主线彼此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民国既要抵御外敌反对分裂，又要推动民主宪政，呈现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2]。在国家体制转型的这条主线上，我们看到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议会选举与议政实践（安德鲁·内森，1983；王建朗，2008），也看到了江西苏区试行的苏维埃制度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代表制度（李云峰，1986），但是这些政权建设的进程往往被接连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中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前两条主线，即中国各族人民在民国期间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1．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民国期间，侵略中国的外国势力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来自北方的沙皇俄国和它的继承者苏联。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沙俄军队强占隶属外蒙古行政区的乌梁海地区（15万平方公里），驱除清朝驻守官吏，1914年强行移民12,000人。十月革命后，1920年苏联红军占领乌梁海地区。1915年，北洋政府、沙俄政府、外蒙古代表共同签订正式协约，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1920年，沙俄残军被红军击溃后，进入外蒙古。1922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全境。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宣布成立与苏联正式结盟。同年苏联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国”划出，并入苏联，建立“图瓦人民共和国”。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都不予承认。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第一条即要求在外蒙古举行公投，中国将承认公投结果。1945年10月10-20日外蒙古举行公投，无人反对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从此不再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盛世才在新疆执政11年（1933-1944年），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一度与苏联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张大军，1980：6383），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透到新疆各地，许多地区有苏联驻军，苏联垄断了阿尔泰地区的矿藏。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盛世才在新疆开展了“民族识别”，识别出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4个“民族”[3]，这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是背道而驰的。1942年苏联抵抗德军的战争处于最艰苦时期，盛世才误判形势进行政治投机，公开反苏反共。1944年9月，在苏联策划组织和苏军直接参与下，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简称“东突”）的星月旗，制造民族仇杀，公开分裂祖国。1945年8月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为了使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推动“东突”临时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订和平条款[4]。在张治中的坚持下，“东突”改称“三区”，与新疆省的其他七个行政区于1946年6月成立联合省政府。这样，新疆才没有成为第二个外蒙古。另一个侵略的方向来自东方的日本。这个急于“脱亚入欧”以加入西方列强侵占殖民地浪潮的新生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即提出“征韩论”作为称霸亚洲并征服世界的侵略蓝图[5]。日本右翼的“黑龙会”明确把侵占中国东北作为战略目标。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后，不仅攫取了台湾、朝鲜半岛、琉球这些富饶的土地和资源，而且从清朝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由于在俄、美压力下“吐出”清朝被迫割让的辽东半岛，日本又额外从中国获得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些“战争贓物”使日本从灵魂到骨子里变成了一部极其贪婪和疯狂残忍的侵略机器。随后日本便开始制定并逐步实施“征服满洲，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日本间谍遍布中国全境，勘探矿藏，绘制地图，交结军政要人，调查各地语言宗教民俗（解学诗，2008）。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利用清朝退位皇帝溥仪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是日本人的胃口远不止此，在占领热河进入河北后，又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凭靠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和武士道精神，训练出一支高效和疯狂的军队，不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并狂妄地进攻东南亚，偷袭珍珠港，正面向英国和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日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退出了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和南千岛群岛。中国得以收回在甲午战败后被迫割让的传统领土台湾与澎湖列岛。这两股侵略势力，一个来自西北，另一个来自东方，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巨大威胁和无法挽回的永久性伤痛。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其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也通过胁迫民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中缅边界、中越陆地与领海边界方面不断侵害中国主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也为这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就领土领海与中国发生争议埋下隐患。2．中华各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的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以进关时的60多万人来统治明朝管辖下的6千多万人口深感实力不足。因此，为了把其管辖下那些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并有不同生活习俗的群体分而治之，清朝在行政设置上采取的是“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王柯，2014：176），在汉人居住区通过省府县体制实行直接统治，在东北和伊犁设立满洲将军辖区，其他大多属于间接统治，如在西南少数族群地区采用世袭土司制度，在蒙古部落地区实行的世袭札萨克王爷和盟旗制度，在南疆绿洲采用伯克制度，禁止各部分居民之间进行横向交流和人口迁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当地群体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免受中原地区的冲击以防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各部分联合起来威胁清朝的统治。王柯教授以新疆的维吾尔社会为例指出，“将维吾尔社会与汉人社会完全隔离起来，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维吾尔人的利益不受汉人的侵害，而是为了阻止维吾尔人与汉人进行交流和吸收中华文化。然而，这一具有狭隘民族意识的统治政策，妨碍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它不仅给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破绽，也是给王朝时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留下的民族问题的病灶”（王柯，2014：175-176）。这样的多元化统治体制，造成了各族群聚居区之间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与制度区隔，也维持甚至强化了各族群聚居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区隔和不同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的文化区隔。这就为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各族群灌输和培植“民族”意识来分化瓦解中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中华民国和后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清朝基础上创建共和体制和建设现代公民国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在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中，在外蒙古、内蒙古、东北（满洲）、新疆、西藏等地先后出现了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民族分裂运动，而在所有这些分裂活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无一例外地都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推动和鼓励。二、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帝国主义在对外殖民扩张和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早就看中中国这片肥沃辽阔的土地和四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也发现，尽管清朝军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清朝官场非常腐败，但是清朝政府在下辖的许多族群当中仍然保有一定的权威，各族军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外国侵略军。自鸦片战争后，中华各族在清廷统一指挥下积极参与了抵御列强侵略的战争。如1841年桂、贵、鄂等省各族士兵参加广东抗英战争，四川松潘、建昌、大金的藏、羌、彝士兵支援江浙前线[6]；1860年数万蒙古骑兵顽强阻击进军北京的英法联军；1885年壮、瑶、白、彝各族士兵参加了中法战争镇南关战役；1894年甲午战争，来自陕甘的回族将士在平壤保卫战中英勇抗击日军（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23，95，216，233）。中国各族军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