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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开放的政策选择财政、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内金融自由化是金融开放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尽管中国在过去的２０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但由于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宏观经济的稳定仍然存在脆弱的因素。因此，在国内金融自由化还不到位，以及存在一定的财政与宏观经济稳定隐患的情况下，迅速的金融国际化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甚至会造成金融和经济危机，泰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为避免“开放悲剧”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的金融开放必须按照一定的次序，并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正确的政策选择是我国金融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当前，需要改进的方面如下。建立完善的财税制度，解决好公平与效率问题（一）强化税收的刚性和权威性。取消各种税外收费、名目繁多的基金和乱摊乱派的集资行为，实施“费改税”，取消内外企业之间税负差异和各种优惠，统一税法；从经济领域先行，以公平为原则，制止不平等的竞争。（二）扩大税源，并加强征管力度。从对高收入群体给予合理的、必要的“限高”着手，防止税收流失。据学者研究，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各类税收为５７００－６８００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６％－９．１％。其中，平均每年少征收的关税为１５００亿－２０００亿元，少征收的增值税为１５００亿－２０００亿元，少征收的营业税为１０００亿元左右，少征收的资源税（如土地、能源、资源等紧缺资源税收）在１０００亿元左右。另外，我国的地下经济十分严重，地下经济偷漏税流失额在７００亿－８００亿元之间。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放大，出现了一大批的暴富人群。另一方面，又使国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最终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导致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三）在财政支出方面，严格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对基础阶层施以必要的“兜底”。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乃至赤贫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重视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妥善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和法定资本金不足问题的基础上，按现代银行制度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这里笔者仅就当前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做法加以论述。前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２００５）认为，若一国商业银行体系为外资控股，对所在国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他曾对拉美、东欧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问题外资掌握金融体系控股权会导致贷款规模下降、利率上升；贷款高度集中于外企、所在国大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所在国丧失金融体系控制权，货币金融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从墨西哥的经验看，其主要商业银行被外资控股后，信贷萎缩了７０％。斯蒂格利茨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幻想，认为外资控股商业银行，一旦国内发生金融危机，外资母行会援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经验使这一幻想彻底破灭。事实证明，一旦母银行发现所在国的高风险，很可能很快关闭其控股的当地商业银行，这对规模庞大的母银行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所在国来说则是致命的。斯氏的这些说法值得我们重视。为避免前车之鉴，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对投资占股比例应有限制；第二，境外战略投资人最短的股权持有期必须在一定年限以上；第三，战略投资人必须派出董事，参与董事会的管理和决策；第四，战略投资人必须有丰富的银行业管理背景；第五，境外战略投资人投资中资银行时，为避免利益冲突，避免造成市场垄断，只能投资不多于两家的商业银行。逐步推行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制度改革１９９６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对利率体系中重要的存贷款利率实行管制，不利于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和我国的金融开放。一般来说，成功的利率市场化应具备以下条件：有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利率结构较好；银行业中存在充分的竞争，银行业的财务状况较好；有活跃和功能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支付体系；货币政策工具能够灵活和有效地影响银行筹资的边际成本；具有充分有力的监管政策和工具。在上述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在利率市场化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积极推进旨在实现这些条件的配套改革措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应该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加强市场自发调节的能力。规范发展国内证券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有较强的“政策市”、“投机市”特征。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一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透明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必要干预；二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核准制，加强推荐商和中介机构的责任，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规范运作；三要积极培育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在大力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基础上，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让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入市，在股票市场中引导正确的投资理念的同时，抑制投机行为；四要加强信息披露的力度和规范化，减少股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实力，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强资本市场对外资流入的抗冲击力。基于证券市场的不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资开放应该有一个渐进性的安排。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一，间接开放证券市场阶段。主要是通过中外合资，设立合作基金，以及引入合格的外国投资机构（ＱＦＩＩ），使之参与投资国内证券市场。为避免大量投机性国际游资流入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冲击，对外国机构投资者的资格、外资流入规模、资金投向与比例、资金汇出等进行严格限制。其二，有限制地直接开放证券市场阶段。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购买国内证券市场上的证券，但对投资范围与比例加以限制。在此阶段，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于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规定外资的最大投资比例。其三，全面开放证券市场阶段。境外投资者可以自由进入国内证券市场，投资范围与比例不受限制。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逐步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是金融开放的最后一步。在资本流出管制放开的情况下，为了限制短期资本过度流动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借鉴国际通用的作法，实行间接限制。金融开放进程中国内与国外的协调第一，金融开放的政策选择步骤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是一个统一体，是在国内宏观经济、财政与金融这样一个整体状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可以作绝对化的理解。这是金融开放的国内前提条件。第二，金融开放是有条件的，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些步骤中具体内容的实施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依据的，在条件没有完全具备之前，政策贸然出台或提前实施开放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后果；其二，在具体条件基本成熟之后，政策面依然原地踏步或继续实施管制，同样会有严重的后果。第三，金融开放要做到国内与国外协调，必须采取审慎渐进的步骤，密切关注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居安思危。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步骤的具体内容大都有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渐进”意味着每一项具体内容都是一个错综复杂、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谨慎缜密，不急于求成，又不可因噎废食，坐失良机；既要看到国内状况，又要看到国外状况；既要看到当前局面，又要预测到未来态势；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既要看到显现的情形，又要看到潜在影响。总之，对于经济转轨型国家而言，由于其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金融开放进程中的国内与国外协调问题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