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与汉语思想

汉字文化与汉语思想——兼论“字思维”理论发表日期：2009年7月5日出处：诗探索1997/02作者：王岳川已经有3757位读者读过此文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人往往与其面对时感到自身的渺小。于是有两种拯救“自我”的策略:一是反传统策略，在一种否定性虚无心态中获得自我的“完满”;另一种是寄生其间的“享用”传统的策略，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只是在一种保守心态中获得自我强大的幻象。但是，真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面对传统时既不虚无也不保守，而是以一种健康平和的心态吸收其精华营养，又通过心灵的汰变而自出机抒，在全新的创化中生成、延伸和展示传统的魅力，创造华夏文化的远景。无疑，石虎先生在继承传统与创新开拓方面是具有其独到之处的。我是1996年11月在北京西郊召开的讨论“字思维”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石虎先生的，他倡导“字思维”理论的独特的创新意识和犀利的言谈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2月我赴澳门参加“澳门对话”会议，又高兴地得知石虎画展恰好在澳门展出。得见其人而观其画，我感到石虎的意义在我心中明晰起来，那就是，在全球西化浪潮中，作为汉语学界的学者与艺术家应该在保存、重释传统中开拓并创新出新传统，并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申张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以及作为“他者的他者”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在这里，我想就汉字思维与汉语文化问题作些思考，就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对石虎先生的理论作一些学理方面的探析以求教于学界。(一)汉字本体论:由神性到诗性的存在汉语不同于其他语言的根本存在特征在于其汉字(方块字)、单音节、多声调。汉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符号世界，更是汉语文化的诗性本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诗意命名奥秘隐含着东方文化的多元神秘性和历史象征性。汉字的长寿使人们总是不经意地要对其进行考古学式的发掘。大致上说，汉字有3700年历史，而其形成的时代可以上推4500年左右。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神健。汉字这“东方魔块”所具有的古老生命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纪年的世纪转折点时，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汉字的发展的命运充满了坎坷和悖论，是一个由“神”性到“王”性，到“罪”性的降解过程。汉字的产生具有神性的光辉。《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也说:“颉有四目，仰观坐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仓颉这位新石器时代的文字创造者与规范者，以“四目气不仅有肉体之目，而且具有心灵内视之目;不仅重文字的创造，而且重文字与视觉象的血脉关系)仰视天地万象，而使其脱离历史的惯性与文字相联成为一种永恒的“铭刻”和全新的“命名”。之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恐怕与先民震摄于无与伦比的文字创造所闪烁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当下与永恒的神奇融合(天人合一)的神秘紧密相关。所以，文字的产生使“造化不能藏其秘”，“灵怪不能遁其形”，一切都因神秘的文字而彰显，一切都因文字的创造而锲进永恒的历史缝隙。文字进入大一统的中国，就受王权思想支配。无论焚书的秦皇，还是独尊儒术的汉武，无论是今古文经学之争，还是历代“文字狱”，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文字在王权等级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文字的权力，使得“立言”终于同“立功”、“立德”一起，成为超越时间空间，挣脱历史的羁绊和风俗处境的“三不朽，’(叔孙豹)。只有文字可以为瞬间飘忽的思想铸造不朽的铭词。同样，只有文字才会引来思想的罪名并招致杀身之祸。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①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②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③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④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⑤而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可耻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以至于到了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事实恰与此论相反。不难看出，汉字文化在文字语言学研究中进入了三个误区，才招致了汉字文化的“失语”。首先，“言意之辨”中无视“象”的存在的误区。在魏晋玄学大谈“言意之辨”时，无论是“言尽意”说(欧阳建)，还是“言不尽意”说(王弼、荀聚)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那就是“象”。“象”因其源起的原初性使这一维度遭到贬损而在哲学中隐设不彰，它只能存身于《易》学和诗学之中，于前者，可知按卦象与爻象无穷演变，可以推断吉凶。《系辞》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成为神秘的符号，象外有象，象中有象，象又生象，一切皆象。象是如此的玄妙，无所不在，又无所不包。在诗学方面，则品藻人物，纵论文艺，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时人目夏候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王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这里，没有人为的分而析之之言，没有“尽意”“不尽意”式的追根问底之“意”，而只有象中之象，象外之象，无形大象。却不着一言(分析)，尽得风流(大象)。象不是“象形之象”，而是“意象”、“心象”、“无形大象”的整体。这一整体在中国文化哲思中的隐没，使中国文化精神少了一些活泼内在的血脉和灵动的生机。其次，语音中心主义的误区。西方语音中心主义重视言说而轻视书写，并想将这一整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价值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语音中心主义的误区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批判下得以遏制。德里达在《文字学》(1967)一书中，对张扬言说而贬抑文字书写深为不满，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同样的秩序控制着文字观，而形成“语音中心主义”。在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看来，语言的本质在语音(说话)和书写这一对立面上，说话是语言的本质，书写是衍生物。说话时，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在场，因而说话最接近意识的自我在场，故最为真实可靠。所以口语具有直接性、鲜活性，它使说话者和听者在场而充满生气。其实这种观点，似乎亦流行于非拼音文字中。《周易·系辞上》就曾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划出了书写、言语、意义三者的等级秩序；《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陆机《文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文心雕龙》：“情在词外”，“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司空图“言外之意”说至近代王国维“境界说”，都可以看到文字、言语、意蕴三者的等级关系。在语音中心主义者看来，书写同说话相比，语言没有直接性和生动性，因而根本上是含混不清的。书写的字符有其自身的物质固定性，它掩盖了那些最初赋予它们的生命意义。它可以不断重复和翻印，使得其意义不是自明的，而必须重新解释。德里达认为，这种认为语音(说话)优越于书写的二元论语言观，这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体现出来的“暴力语言观”。德里达指出，言语也同样具有意义含糊性、不确定性，在特定场合，说话往往还是对已经写下的书写语的复述。⑥反过来看，书写也并不绝然成为思想的蹩脚的复述。书写胜过言说之处在于，它的物质铭刻性具有阻断在场的能力。事实上，书写形式同样是对实在世界和客观真理的存在的照面，书写以铭刻的方式，维持了一个符号持久的知觉而禀有一种时空超越性。唯文字能永葆不灭，每一次都将使作者在言说中“出场”。这样，德里达颠覆了言语对书写的优先地位，使说话(言语)从中心移到了边缘，而书写则上升到新的重要地位。这样，在国人准备以拼音取代汉字以向西方人靠拢时，西方人却以惊喜的眼睛发现了非拼音文字的汉字而惊羡不已。汉字的书写铭刻性在历尽曲折后重新得到再评价。再次，汉字的拼音化的误区。中国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败，恐怕与汉字为统一文字紧密相关，不同时代的人面对的文字记载流传的经典是相同的，而不同方言区的人发音(能指)有差异，而表意文字的意义(所指)则是相同的。如“河”，北京读〔x635〕，西安读〔xuo34〕，武汉读〔xo44]，合肥读〔xu55〕，苏州读〔h?u34〕（倒e），温州读〔Vu31〕，广州读[ho21〕，福州读〔?52〕（反c）⑦。不难设想，如果废除汉字而用拼音，那么，当四川人善意地询问“啥子”时，北京人就可能听成恶意骂人的话“傻子”，而且北京人会将四川话的“鞋子(四川发音háizi)掉了”，惊愕地听为“孩子丢了”。这样丧失了书面语(汉字)的统一性，东西南北中的交流恐怕是很混乱很困难的。可以说以汉字为内容统一的书面语可以超越方言分歧而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表情达意的交流工具。不仅如此，进一层看，如果废汉字而改用拼音，中国五千年汗牛充栋的“文献”，只需30到50年(一、二代人)就可能不再有人认识，几千年文化只在文字断代中成为无根的文化。文献成为天书，只有几个专家可以进行考古式的阅读。这种因文字的废弃而遭致的文化的断层真可谓是怵目惊心的“文化损毁”了。正是在汉字以及汉字文化遭致的三个误区的历史语境中，我欣喜地听到石虎先生对“汉字思维”的张扬和对“字象”的呼唤，他也许要在“言意之辨”中寻找失落的“象”，他也许要在“语音中心主义”和汉字拼音化模式中重申汉字合法的当代权利，他也许要在汉字历经神性化、王权化、有罪化之后，还汉字以重新“命名”的诗意化素质。我以为，这种努力是难能而可贵的。(二)汉字思维论:由象性阐释到诗性命名汉字是物质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所以汉字被人思，又能促人思。石虎先生在《论字思维》⑧中提出了自己的汉字诗学问题，认为:汉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基石，而且是汉语诗的诗意本源。每个汉字都是宇宙灵界的范畴图式概念。汉字字象的思维意义是绝对的，第一位的。当一个字打入眼眸，人首先感知的便是字象(一重字象思维)，它会去复合字所应对的物象。字象在音意幻化中与物象复合，就又发生一重物象思维(二重字象思维)，构成了汉字的两象思维特质，而使汉诗诗意本质具有不可言说性。因此，汉字是建立在“亚文字图式”基础上，应对自然万象的第二次抽象建构。汉字之间的并置，为中国人的意识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其所产生的义象升华，使“字思维”的并置美学原则充满“阐释的空间”。总之，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些看法，涉及到汉字思维论的核心问题，值得进一步展开分析。我以为，石虎“字象”概念的把捉是有深意的。他不是将每个汉字看成死的笔画构成，而是从发生学层面赋予其神奇的生命意识。即每个字都是先民的生命意识升华和审美意识凝聚。而当字进入现代人的眼帘，最初的直感只是字象，透过这种字象不仅可以与字之对应物象相复合，产生二重物象，而且可以字与字相“并置”，产生一种“并置”美学效果。这是由一象到二象到多象多元并置的视象意象心象的叠加，的确丰富了汉字的诗性特质。在我看来，字思维作为汉语文化圈的“母语思维”的集中形式，有其自身的逻辑展开方式。汉字不仅提供了思维的原始字象的鲜活感和神秘感，而且使人通过这一符号(尤其是象形文字)把握到字背后深蕴的“原始意象”(archetype)，在意象并置多置中，将具体的象升华抽象之象，从而以一寓万，万万归一。这种字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不脱离汉字本源的“象喻”或“象思维”，其逻辑过程为:本象→此象→意象→象征→无形大象。这一神秘的符号链表征出中国人通过文字反映和把握世界的独恃方式，以及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思维展开形式。“象性”阐释是汉语诗学的根本特征，是拼音文字所难以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