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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对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就汉代文学而言，这段话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赋体文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学；汉赋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以后的赋离开汉代那段特定的历史，很难再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然而，汉赋自初创之日起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总体上，汉赋是标志着汉代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汉赋时代”论的提倡者则认为,自觉文学的标志是一种新的自觉创作的文学体式已达到成熟阶段,它能充分体现文学内在的各种要求并且这种文学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就应标志着文学的创作已进入自觉时代,与这种文学体式的繁荣程度没有必然联系。汉赋作为典范的纯文学作品形式,不仅形式成熟,而且能够代表一个时代,反映一个时代,因此个人认为,汉赋已经是自觉的文学,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它曾影响到同期其他文体的创作,也符合上述学者的一般衡量原则,汉赋的出现应该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标志。一，创作动机和构思汉赋创作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作了实践上准备，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纯文学面貌出现。赋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赋家们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在进行艺术创作，他们运用华丽的字句、铿锵的声调采用铺陈的方式细腻地描绘繁多的自然景物和物质对象。汉赋家以极大兴趣和热情描写了社会生活本质，表达了汉人对生活、政治、人生的理想和追求，他们鲜明的创作目的将文学引向了面对现实生活，表现生活本身，表现时代精神的广阔道路。为文学发展到自觉时代开辟了道路，是对文学本质特征的可贵探索，这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著名的赋作家司马相如构思赋作竟至“忽然而睡、焕然而兴、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在近百天的漫长时间里,心无旁骛,最大限度地认真投入;扬雄也是“思虑精苦”方可作文;张衡更是达到了“精思附会”的境地。可见他们都能做到事先深思熟虑,而后发诸笔端,完全达到了人们今天对艺术构思的要求。二，汉赋开拓了文学的题材领域，是前所没有的。从汉赋题材内容看，举凡天地六合之间所有一切，天地六合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汉赋都力求给以表现。它的容量是巨大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正由于此，汉赋在内容上比先秦文学丰富得多，它开拓了先秦文学从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题材领域，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对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发展。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详细地描写了上林苑中的一切，然后记叙了天子行猎的过程，从出行时仪仗到将士的奔逐，野兽的惶惧，天子行猎的经过，欢乐歌舞的场面，统统都写了，而且都写得淋漓尽致。再如：《洞箫赋》从竹子的生长写起，描述采料、创作、演奏，最后描写到音乐的巨大教化作用。总之汉赋所描绘的对象包罗万象：上至帝王生活，下至贫民百姓，自然界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生活中的大城市、大建筑物、街市喧闹等等无不包括在内.这样的描绘领域,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三，华丽典雅的美文学语言班固《艺文志》便明确地讲其为“侈丽闳衍之词”;刘勰对赋的评价更为正确,一方面他不满其“繁花损枝,膏腴害骨”,另一方面他也主张作赋“辞必巧丽”;汉赋讲求华丽典雅,用词造句便注意使用一些色感和光度很强的词语,像屈原之楚辞一样,汉赋作品也用很多芳草香花和祥瑞的事物来展其华美,用古之专有名词作为普通名词来描绘一般的事物以增其典雅之貌。它们往往为了突出所写景物之“大”而“美”,不惜一切代价地罗列出所知道的同类词语,比如说写水势,就将一系列的水字旁的字逐一征用,写植物,会挖掘出一连串从“木”的字词,这些词语的运用,是赋作家异想天开,善于营造氛围的表现,尤其是那些动词、副词、形容词中,充满了双声叠韵和拟声词,尽管它造成了臃肿堆砌的缺点,但其巧字丽词必然也造成了很强的欣赏娱悦功能,起到了渲染装饰的作用,汉赋是重美的文学,为了追求语言的华美,它尽其所极地动用了诸多修辞章法。新奇生动的设喻,气势宏大的排比,奇异缥缈的夸张,都使得汉赋的语言势壮气盛,风骨雄健。更为重要的是,汉赋把对偶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渲染了语言的对称美增强了文章的外在美,赋文往往随着内容的变化而换韵,加之赋文原来辞藻华丽,就使得文章声韵俱全,读起来节奏明快,非常动听,当然,汉赋中也有一些俗文学存在,但这种俗文学的存在并没有影响到汉赋重美的本流,相反,正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得汉赋精雅中含有俚俗,于严肃中寓有诙谐,增加了汉赋风格的丰富多彩,使得汉赋作品的审美愉悦性一展无遗。汉赋语言运用极其丰富。如张衡《西京赋》中的形容词，共使用二百五十多个，其中双音词就有一百二十多个。汉赋的出现大大丰富了语言中的词汇。而且汉赋用词贴切、准确，它能根据事物的特征，运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汉赋吸收散文的章法句式同时吸收诗歌韵律节奏，运用整齐划一，参差错落句式，用灵活和谐韵律和抑扬顿挫节奏组织全文。这种多方面合璧的格式也是前所没有的，对后世诗歌有较大的影响。四，主动追求新的文学形式汉代散体大赋多采用对问体,它们往往是假设客人向作者提出质疑,大概与散文相似,只是偶尔有韵,首开这类赋作之先河的是贾谊的《服鸪鸪鸟赋》。而后东方朔答客之质疑,抒发了贤士失志的愤懑,此后仿效这种通过客主问答来抒发愤懑的形式者颇多,终成赋之一体。因为汉代散体大赋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些学者便把汉赋等同于散体大赋,这是对汉赋的误解,实际上汉赋的体裁样式多种多样,有聘辞大赋,也有抒情小赋;此外还有对问体和七体这是汉代赋家对文章体式的有意识的自觉的探索。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铺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能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卓然之世”当然是指汉代。四，铺陈体物与抒情写志,陆机的《文赋》有一句名言,即“诗缘情以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似乎已把言情写志归为诗歌所特有的专利,而赋只有去铺陈体物。汉赋丰富了文学表现手法。又如：《上林赋》写天子校猎活动，按照时间顺序将整个过程从人的活动在纵向时间延续中面面俱到进行叙述，充分体现了铺陈的特点。汉赋由于在描写中将对象描绘得面面俱到，使事物得到充分完整性和全面性的体现。使描写对象跃然纸上，使那绚丽多姿，生机盎然的现实图画深深吸引读。大家仿佛忽略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评价的四个字:体物写志。事实上,汉代伊始,赋便常常进入人类的感情生活,赋家们在作品中亦能够尽情地抒情写志,显示自己的性灵和个性。汉赋抒情写志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继承了楚骚的传统,而且在楚辞所涉猎的“抒怀才不遇之忧烦、对远大抱负之憧憬”和对“污浊世俗之愤慨”等方面有所突破,它拓宽了楚骚所未涉及的情感领域和心理空间,比如说宫怨、悼亡、怀古、艳情等方面的一些佳作,宫怨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悼亡如东方朔的《七谏》,怀古如班昭的《东征赋》,艳情则如张衡《定情赋》等。不过,汉赋作家抒情方面大体说来是比较含蓄的,即使是些直抒悲愤胸臆之作也是如此。贾谊善用一种达观得有些消极的文字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愤激和苦闷情绪,譬如他的《吊屈原赋》《鸪服鸪鸪鸟赋》;东方朔善用幽默诙谐的笔调来表达自己沉沦下僚的郁抑,如他的《答客难》;还有一些作家借神游幻想来展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幽微隐约的情感,如张衡《思玄赋》体现的是心中的惶惑不安,班固的《幽通赋》展示的是心中的忧惧,冯衍的《显志赋》显露的是心中的郁结。当然,也有一些直露自己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的悲愤的赋作,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写得比较疏放,比较直率,可惜这类赋作在汉赋中不可多见。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的赋作家,无论采取何种抒情方式,都能将自我形诸于文,均能见出其性灵和个性,并且宣告了一点汉赋并没有脱离文学抒情本性这一轨道五，理性:虚构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艺术真实是生活真实的审美再创造,是生活真实的升华。而文学作品之区别于纪实作品的核心性质便是其虚构性。汉赋已具有文学的虚构性。赋作家们主张运用夸张的笔调来写比生活真实更高更美的境界与形象,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的艺术创造活动。的确,虚构的假设正是汉赋作家惯用的伎俩,只要合乎于理,他们不会顾及生活真实的有无,能表情达意就可以大胆地写入赋中,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人物、情节,凡涉及文学内容方面的便都有虚构、浮夸的例子在,尤其是在人物、情节方面。有的是托历史人物来写(如宋玉、楚灵王等),尽管历史上实有其人,但究竟所写之事是否他们所为,则不得而知了。有的赋作者则大胆捏造人名来写,如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亡是公,张衡《舞赋》诸人均是无名实者。当然,赋中最常用的对问体作品中,更是随便用一些无具体名姓的“宾”、“客”“先生”等作为对方而与作者展开激烈的辩答,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逐贫赋》等，增强了生动性、也就提高了戏剧性,读的趣味性,难怪有人说读汉赋有如读小说。汉赋的虚构，汉赋许多作品采用虚构的方法对一些客观事物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为了增强形象的鲜明性和感染力在描述中采用大量的夸张、比喻、白描、映衬等手法。如：《子虚上林》和《天子游猎赋》虚构楚国子虚先生、齐国乌有先生、汉亡是公三人的对话。然后从各人口中极尽夸张地描述天子校猎的整个过程。在写上林苑之广大，说：“日出东诏，入于西陂”。言车骑之众，说：“车骑雷起，殷天动地”极尽绚丽的话语，描绘一幅气派非凡、壮丽多彩的天子射猎图。再如《七发》虚构楚国太子及吴客对话，运用大量比喻、排比写出音乐高贵、乐器材料及材料树木生长环境四季早晚变化。描绘起来富有生气，令人耳目一新。赋家正是由于采用这种虚构方法较好地完成了“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艺术追求，使汉赋在总体上形成以宏大为美，追求完整全面表现世界的目的，使赋家能较好地完成内容和思想上的表达。有人说汉赋“假、、像过大”“假称珍怪”“虚而无证”等,岂不知这正好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已朦胧地意识到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刘熙载《艺概·赋概》中也说“按实肖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者,象乃生生不灭矣”,点明了艺术的虚构比生活的真实更需功力,能做出如此评价,真是慧眼独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