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文人从政的悲剧

汪精卫—文人从政的悲剧汪精卫是一个悲剧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部分的源于他自身的弱点。清朝末年，汪精卫以一个青年忧国知识分子，凭借书报宣传与自我牺牲精神，一跃登上中国政治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跃在中国高层政治的时代，却是中国政治日益走向军事化的时代。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从“北伐”战争到新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战争、再到抗日战争。民国时期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战争。可以说，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塑造了民国时期的政治。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汪精卫一生以文人、书生自诩。他在政治活动中，也带有许多文人的特征。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于理想，对生活常抱有“美”与“诗”的感觉。他以“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一生以革命党人自居。从他狱中诗作对于自我牺牲的热烈赞颂中，不难体会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实上，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人生意义的发扬，是生命的抒情。知识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到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人能领略革命些!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之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曼性的东西。……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汪精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革命者的激情，保持着对人生的杜鹃啼血式的浪漫想象。在他的诗中也反复出现“杜鹃”的意象：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之一)秋色陌头寒，幽思无端。西风来易去时难。一夜杜鹃啼不住，血满关山。(浪淘沙·红叶)果然火德耀南华，一变岚光作紫霞。四万万人心尽赤，定教开作自由花。(南岳道中杜鹃花盛开，为作一绝句)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杜鹃花)杜鹃是悼亡的仪式。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呕心沥血的人生想象，将政治化为了生命的抒情。柳亚子曾说过，旧南社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廖仲恺。“汪先生是诗的，廖先生却是散文的”。此言专为回应曹聚仁《纪念南社》一文。因曹文中说：近十年来的中国政治，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和南社派的“文治”。南社的缺点就只是“诗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能走出浪漫主义一步。“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有革命的情绪而无革命的技术，在破坏上尽了相当的力，在建设上显不出过人的本领来”，例如汪精卫，他在同盟会里，在南社里，都是“第一等角色”，然而“政治的手腕却不行”，这便是“以诗看待政治的过错”。其次，汪精卫的政治行动方式，也带有典型的文人特征。他长于激励感发，短于韬晦谋略。政治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从未获得可以真正依靠的军事基础。汪早年在日本就以立宪派论敌和革命派宣传家扬名，无论以《民报》主笔与《新民丛报》论战，还是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兴日报》，汪都能以滔滔雄辩，为革命派大张旗鼓。1907年，汪随孙中山到星洲(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并为革命宣传、筹款。为避人耳目，同盟会支部均以演说社、书报社名目活动，汪是演讲的“台柱”。当他还未到场时，全场已座无虚席。当他踏上讲台时，“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还有人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胡汉民回忆汪精卫在新加坡的演讲时也说：“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1928年《国闻周报》上曾有署名“客观”的作者说：“有深知汪之为人者云，汪氏特长在煽动，一小时之讲演，引得群众感情激昂，几若有舍身从彼之慨。……然考其实际，则办事初无十分调理，即使今日之所是，明日又从而非之，他日又变。”再次，中国的文人往往鄙视政治，而又对政治怀有不可遏制的热情，这一点，在汪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汪既以政治为救国手段，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又将政治视为权力斗争，不时标榜自己清高自重和不甘以政治自污的心情。参加了汪伪政府的雷鸣，在为汪精卫所做传记中，反复强调了汪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于政治的厌倦，说汪精卫若生活在一个清明盛世，发挥其全部才华于文学生涯，或将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放异彩，“可是中国需要先生的政治领导，更甚于其私人生活的文学经营。”这种解释很符合汪的自我想象。尽管投身政治，汪精卫却很少积极的肯定政治本身的价值，而常常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刻意疏离，认为政治是污秽的，追逐权力是肮脏的。他一生依赖“革命”话语，以“革命党”而非“政治家”自居，将投身政治解释为一种为了救国救民而让渡自我、甚至牺牲自我的行为。他在民国初年离开政治十年，二十年代重返政坛之后，曾对吴稚晖说：“自去年以来，如蛆虫之浮沉于粪窖中，忽忽不知旦暮”。可见彼时汪对政治的厌恶之情。他的诗中有“终留玉洁冰清在，自与嫣红姹紫殊”，“如此独醒还独醉，几生修得到芙蓉”等句子，流露出遗世独立、清高自赏的情绪。1926年3月，他在“三·二○”事件中受到打击，“病中”读陶渊明诗，“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发出“人生何处不笼樊”的感慨。1934年5月，曾加入改组派的杨玉清去巴黎留学前，请汪精卫写格言，汪立刻提笔写下《易传》中的句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汪精卫一生动辄称病辞职，公开标榜“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处世态度，耻于承认自己的权力欲望。1929年6月，汪精卫在法期间，曾在致王懋功的一封密函中说：“十八年来，国柄皆为武人所挟持，所谓文人，在实际上，不过为武人之帮闲，……弟亦文人，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持‘合则留不合则去’之精神，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麋。例如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事，蒋公并未驱弟，弟去之后，其挽留恳切之函，至今尚盈于箧笥，然弟则舍去不顾。又如十六年九月中，桂方李、白诸公，未尝不拥弟，然弟发觉其潜与谭、程等台谋倒唐，擅专军事，则弟又舍去不顾。此弟之比较其他文人恋栈阿附、甘为傀儡者，略为干净些也。”这种“文人”认同和对政治的矛盾心情，使汪在政治斗争中将行将却，动辄去国离职，有害于扎实的经营培植自身的实力，从而影响了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能力。最后，汪精卫的性格，也带有显著的旧式文人特征。他多情、脆弱，而易冲动，不乏舍生忘死的勇气，但缺少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为人多情，春花秋月、孤松衰草、风雨山河，凡触目之景，无不感怀而伤情，但多情常会使人忘我而冲动，为情绪所控制，丧失清醒、冷静的判断力。汪在曾仲鸣死后，悲愤至极，公开发表《举一个例》，引述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记录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蒋能求和而他不能。这种为宣泄个人愤怒而公然泄露国家机密、破坏抗战利益的行为，就是感伤之情不能收摄而使个人悲愤情绪控制了政治决策的表现。担当大事者，需要有强韧的功夫，能百折不挠。汪则恰恰相反。他的性情悲苦而脆弱，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缺乏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从容努力的决心。又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侥幸心理，见到机会就跃跃欲试，因而政治主张以“多变”著称。这种脆弱性格和侥幸的心理，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最容易使人丧失立场而迷失方向。参加过1930年扩大会议的张知本说：“汪精卫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开会，汪担任主席，南京飞机投弹，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实他只需宣布‘现在停止开会’就好了，但他慌张的什么都顾不得，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又说：“戴季陶氏曾经批评胡汉民欠一个‘厚’字，汪精卫欠一个‘重’字，也就是说胡太刻薄，汪太轻浮，我觉得这批评非常深刻。”胡汉民是汪精卫早年挚友，后因政见不合结怨。当胡被蒋拘禁后，汪竟在香港《南华日报》撰写《哼，也有今天》一文，加以讽刺，张知本说：“我觉得此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未免胸襟过窄，有失政治家之气度。”《国闻周报》一署名“客观”的记者，曾评论汪精卫，说他“胸无城府，以书生骤跻高位，又好谈兵，轻燥实所不免。”又说：“时人誉蒋为英雄，汪乃欲以一书生羁勒武人，以口舌笔墨取蒋而代之，汪不自量力度德，宜其败也”。左舜生晚年曾评价汪精卫说：“大抵汪之为人，富感情而易冲动，经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欢弄一点小聪明，多少带一点党人的积习，但本质则仍不失为一读书人。”汪精卫是一个生长在国家危亡、文化断裂时代的读书人。他一生不能忘情于政治，这种体验，其实是中国很多忧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曾论述梁启超为何与中国五十年腐恶政治不能绝缘，说：“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又说：“此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汪精卫尝言，其“革命之决心”所由起，起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目睹芸芸众生辛苦憔悴，为人践踏，无异于牛马草芥，由此而陷入沉忧之中不能自拔。忧愤郁结，“以成革命之决心。”一个生逢乱世而又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将个人生命中的抑郁感伤与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联系起来，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充实与发扬，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他投身政治的救国动机，我们是可以不怀疑的。然而，人是复杂的，政治更是复杂的。汪精卫有理想，有担当，也有缺点。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一文中，曾慨叹“革命”本身对于“革命者”人格的戕害。因为“革命”是要以绝少数人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力量相抗衡，为了胜利而不做无谓的牺牲，“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其中“根性薄弱”者，必随流而沉没。因此一个本来“极朴实光明”的青年投身革命之后，不出几年就可变成一个“刻薄寡恩、机械百出”的人。其起初一念的爱国心，绝对是纯洁的，以后就不过是假借“爱国”之名“足以炫人”罢了。投身革命如此，投身政治亦然。汪精卫无疑是梁启超所说的“根性薄弱”之人。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多情、冲动、好名、侥幸、偏执等等缺点。这些缺点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不断被激发，为他最终的倾覆埋下了伏笔。汪精卫有救国的愿望，也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与“阶级”立场。在他对中共的恐惧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和对蕴藏在整个中国底层社会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惧。而这伟大的力量，才是中国能走过战争，走向和平，走向汪也为之向往的独立自由国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与此庞大的历史力量背道而驰。奔走一生，既找不到与军队结合的方式，又找不到与民众结合的方式，复将最后之希望，寄托于几个日本军阀政客的“觉悟”之上，而最终落下了其悲剧人生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