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

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二．简述得出此观点的理由并同时对持相同观点的文章进行分析总结以更好地支撑自己的观点。三．简述20年代的社会文化反叛潮流，指出这些都是由消费社会的形成孕育而生继而又向消费社会进行抵抗---保存个体性，抵制同一化。其实这些都是由亚文化族群的自身焦虑和矛盾所引发。四．消费社会的弊端：蕴藏危机。所以应将社会文化反叛潮流看做预警信号，适当控制社会发展趋向。五．总结：总体上来看，这是美国经济繁荣，初步进入消费社会的年代。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教会人们崇尚金钱至上，不顾道德原则，从而引发美国人的内心危机和自我矛盾，使得一系列亚文化或叛逆文化现象不断涌现。汽车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满足了美国人不停运动的天性,使年轻一代的美国人能够走出祖辈生活的区域,到异地他乡开创自己的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商业消费文化与传统的清教文化积淀,共同构成了美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悖论。在此语境中,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一方面展示了一代青年人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消费快乐,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他们在转型空间中确认自我形象时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失意伤感情绪。很多美国文学研究者把海明威及其他“迷惘的一代”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与他们战后的文学创作实践挂起钩来。他们认为,“迷惘的一代”青年是战争的受害者,帝国主义战争摧毁了他们信奉的传统价值观,他们对战后的现实感到失望,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陷入迷惘幻灭的生存状态中。Thisalsoaccountsfortheyouthrebellion: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一书中说,战争“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大学补习课程”。“这些课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外国,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外国;这些课程教我们谈恋爱,用外国语言结结巴巴地谈恋爱。这些课程供给我们吃住,费用由一个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政府负担。这些课程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不负责任,因为生活不成问题;我们极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不必为将来担忧,而觉得将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奇遇。这些课程教给我们的是勇敢、浪费、宿命论,这些都是军人的美德;这些课程教我们把节约、谨慎、冷静等老百姓的美德看成是恶习;这些课程使我们害怕烦闷胜过害怕死。一种追求现时的刺激、满足和快乐的新“美德”。这种新的生活美德正是战后美国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消费道德。一战结束后,从欧洲归来的美国年轻知识分子回首观望自己的祖国时,发现她不但没有直接遭受战争之害,反倒获利于战争工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强国,并因其快速膨胀的国力和商业成功而洋洋自得。工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商品的大众化成为可能。广告商在尊重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在以越来越丰富的传播媒介向大众推销越来越丰富的消费用品,尽其所能地将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他们将商品说成是“好日子”的象征,把汽车、家用电器、名目繁多的生活用品、旅游与新的生活方式,和成功人生、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使人们感到若不购买汽车、电器等商品,不去旅游一次,生活就没有长进。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也在鼓励着人们去花钱消费,提前享受。总之,各种行业的企业法人想方设法地把讲究消费享乐的风气扩散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在此意义上,断言一战后美国大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悲观迷惘的情绪,似与20年代的消费享乐气氛不尽相符。20年代的商业消费风尚导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美国文化也染上了商业化色彩。但尽管参战作家在欧洲培养起了与消费时尚相合的消费道德,他们却鄙视庸俗的、没有灵魂的商业文化,再加上他们快乐的消费自由总是要受到清教徒父母的束缚,于是,在失意和伤感中,他们做出了个性化反叛和艺术拯救的选择。Economicprosperitybroughtaboutmassconsumerculture:消费文化渗透在《太阳照样升起》的不同结构层次中。首先,从小说中的叙事场景来看,除了杰克工作的写字间以外,皆是咖啡馆、餐馆、酒吧、舞厅、挤满游人的火车、汽车、海滨度假休闲胜地、山间垂钓的河流、狂欢节的街道、广场和斗牛场等休闲娱乐空间。生活方式。20年代,老一辈中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已足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一种与丰富的消费品同在的现代好日子:饮用美酒咖啡,享受美食,穿着个性化的服装,出入跳舞、赛马等有闲有钱阶层组成的俱乐部,到风景名胜地区度假,去山间垂钓,赴西班牙看斗牛。在《太阳照样升起》问世后,勃莱特的发型、服装、行为方式成为年轻女性效仿的典型。广告商最先捕捉到了女性现代生活方式的商业化价值。在20年代一则新奇大胆的香烟广告中,解放了的女性对衣着考究的男伴说:“吞吐任逍遥。”这类广告的催眠作用就在于它让女性相信,只要像男人一样地喷云吐雾,生活就可以像男人一样逍遥自在。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追求差异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实则是一种消费变体。依照鲍德里亚的消费变体逻辑,女性解放的诱惑和打造个性的自恋行为根本不是个人自由的自主选择,而是早有范例,而这些范例,就是由包括广告在内的大众传媒工业生产出来的,并由那些可以定向的符号组成。比如,美国的年轻女性之所以喜欢勃莱特,是因为她们以为她那与众不同的发型、装扮、行为方式,正是她们所需要的自我个性化表达方式。因此,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借助自己选择的某些范例兑现自己的所谓“个性”。正是通过这种符号化的个性表达,个人在生产消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发挥着消费者的功能。“把本属于女性的提供给女人们消费、把本属于青年的提供给年轻人消费,这种自恋式解放成功地抹煞了他们的真正解放。或者还可以这样做:把青年规定为叛逆,这种做法可谓是一石二鸟:通过将青年规定为特殊范畴以避免叛逆向全社会扩散,并且此范畴由于被控制在一个特殊角色即叛逆之中而被中和。”在此意义上,在欧洲的消费、休闲空间中打造自我的杰克、勃莱特们,在美国本土上模仿杰克、勃莱特们的另类穿着和谈吐的年轻人,还有后来的嬉皮士、雅皮士,不过是美国商业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追逐时尚前卫的消费个性的象征代表而已。这些象征代表在现实的生产消费的社会机制中,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波助澜。老一辈资产者的劳动观念与清教信仰密不可分,“一方面,他必须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竭力劳作,谦卑地接受从中获得的财富,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将这个世界仅仅看作是一个痛苦和眼泪的峡谷,是每个走向天堂的获罪者的惟一必经之路。”但是,20世纪初,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已经把受苦流泪的现世峡谷变成了生活用品丰富多样的俗世温床。康马杰称,在这个时期,美国人“从曾经耗尽他们祖先精力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工作时间从每周60小时减为40小时,年休假也从一周延长为一个月和一个多月”。“有史以来,如何安排空闲时间第一次成了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在新教徒的劳动伦理中注入休闲、消费的现代性内容是美国的现代化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个人的休闲消费生活又处处打上了商业化的烙印。在勃莱特“放浪”或“解放”的行为背后,其实深藏着一种越界后的自我性别身份确认的焦虑。这种自我身份焦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勃莱特虽然走出了阿施利的家门,但仍然生活在男权政治控制下的社会结构中。她那跨越传统淑女界限的个性化着装、饮酒、抽烟、看斗牛等时尚消费,仍然要由阿施利之外的某个男人为她付账。小说还提到,如果没有男人的陪伴,勃莱特一个人还是不能进入越界的自我表达空间。也就是说,在20年代的美国,像勃莱特这样的新女性,其叛逆和解放的触角只能在男权社会允准的空间中伸展;其二,勃莱特在追求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社会中,与经济生活中的组织化管理和整体性操控相一致的标准美国公民形象,是刘易斯塑造的只有商业头脑而没有个性的巴比特。在永远憧憬着未来的商业利益、但又永远木然平庸的巴比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同一性、同质化发展趋向与个体自由、自我理想之间的矛盾。在此意义上,杰克无法恢复的性机能创伤,即来自主流社会的同一性操控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压制和异化。20年代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它是从自由放任走向全面国家干预的过度期,它把保守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它处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尾声阶段,它经历了两次危机中间的繁荣阶段。年代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宝贵的经验,又存在不少问题。奢侈的生活和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美国人的生活理想。其实,把消费作为一种“美德”对消费文化起了刺激作用。“节俭自律和享乐主义分别是美国人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节俭是新教道德传统给美国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早期美国社会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充足的物质商品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让人们对敛财致富失去了信心,分期付款、抵押贷款、信用卡等消费方式印象引诱着人们‘用手头还没有的钱买用不着的东西’。美国人逐渐忘了节俭自律的传统,开始重视眼下的消费和享受。”[10](p61-62)学者奥利维尔·如恩斯也敏锐地触摸了这一社会转型,并抓住了本质特征:“19世纪,美国人以占有土地和个人经商来获得财富。20世纪,他们的成就感则越来越多地关注于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中通过全面参与消费而取得的成功。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和大众信息通讯体系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要求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做参与者和消费者,它同时还刺激了社会工程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中的向上流动性。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社会转型的完成。”“这些文化产业积极地向消费者介绍最新的产品,向制造商传递大众最新的意愿,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人的生活变化展示出来,从而无形中产生了示范效应。为了经济的目的为大众提供娱乐消遣做借口,生产大量的娱乐产品,造成强大的市场供应,有意引导消费。”[18](p111)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不仅是单纯地刺激消费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了人们的习俗。大众传媒的积极介入对消费文化的实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这些广告的宣传下，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同时，由于女性在广告中地位的上升，给女性投身广告事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现代化的家庭生活用品的普及也得益于广告的推动，其必然结果就是，长期束缚在家庭的女性们闲暇时间量的增长和活动内容的丰富，加速了女性解放的进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的，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只占他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则把大众消费当做造成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某种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来考虑，认为消费享乐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是指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或对财富的迷恋，是一种提倡奢华消费的生活方式。它的本质不在于满足“需要”，而是在于不断追求难以满足的“欲望”。在消费主义道德观确立过程中，汽车的普及和电影业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汽车的普及扩大了美国人的活动范围，打破了原有的生活原则。其次，电影、电视和无线电等将都市生活及其观念带入广大的小城镇社会。而在20年代，随着电视、电影和无线电等新生事物的兴起，特别是电影为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提供了一个窥探世界的窗口，对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引导作用。在电影的影响下，新的一代在嘲笑传统道德的同时，投入了崇拜金钱和占有物质的生活，接受自由自在和及时行乐的观念。传统的节制、勤俭的价值观被挥霍、个体满足所取代，人们的道德评判中加入了财富的标准，把富人定义为善良而勤勉的，穷人则既邪恶又懒惰。这种变化反应的社会对财富的普遍认同是对消费社会影响最大的方面。它在强调个体满足的价值观中，鼓励了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这种对财富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交通运输方式更新后，社会的流动性增强，美国人在消费中寻求新的地位和身份的渴望。20年代的美国人认为，节俭可能对社会有害，消费才是一种美德。无论是19世纪，还是在消费社会，美国人成功的最重要标志都是金钱。但19世纪成功的合理性存在于美德当中，而20年代的成功模式则抛开了道德这个中介，甚至借助非道德的手段来获得金钱，达到目的。在消费社会中，金钱是最重要的，为了它做任何牺牲都值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