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揭示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他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王阳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42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早已远去，但是，杜甫的形象却留在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诗歌和崇尚道德的人的心里。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里赞扬的那样，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杜甫的伟大在于诗歌艺术的巨大成就和思想情操的为人楷模.个人认为圣包含上述两个因素.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愚忠,他始终虔望天下苍生富足安康,把人民大众放在心中最深处.早年奔波于长安希望求得一官半职,结果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还写了一些干谒之作(后来他在诗中后悔道:'独耻事干谒'),这十年让他清醒的认识到社会的黑暗面,预感到大唐帝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处境,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从此,他虽然时时处于艰难境地,但一颗真忱的心也让他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计,这一点非圣人不可为,另外对于皇室权贵的讽刺鞭挞毫不留情,针针见血,这就不是什么愚忠,如果皇帝的所作所为实有损于百姓的利益,杜甫的一双慧眼是很明亮的,君王的奢侈荒淫,黩武战争,不务朝政都是要有所讽言的.后期流离于陇蜀,漂泊于湘楚,虽远离了政治中心,而且自己和家人衣食常忧,但是仍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正义抗战,民生的生死活计,怀念家人与亲友,关爱微小生命.其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亦非圣人不可为.杜甫被称为诗圣理应还要包括其诗歌的艺术价值,王安石曾言天下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无与伦比,已臻化境.古体诗开拓了乐府题材,不复依傍,反映社会现实,开元白先声,题画诗,怀人咏物,描写个人的命途社会的黑暗等等,开后代无数法门,律诗的成就古今公认,在这里不打算多言.总之,圣的桂冠在诗人中非杜甫不能当.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对现实的失望，迫使诗人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诗并记》是他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除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歌咏勇士的诗，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有消极避世的诗，由此可见其诗歌思想的复杂性。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西厢记》的故事背景是唐代，但从其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来看，无疑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宗教在元代十分盛行，其原因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二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传播和发展。蒙古铁蹄踏破了由程朱理学所建构的宋人社会，从而导致了元代信仰的多元化。“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程朱理学的松弛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松动。蒙古铁骑以其骠悍征服了亚欧大陆，当然它的主要势力仍在北方。在南方儒家的文化则显地相对突出，尽管元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可对其他宗教也是持保护和宽容的态度。入元的南方理学家胜是朱熹和陆九渊的嫡传，出现了元代理学三大家——许蘅、刘因、吴澄。元统治者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分四等人。而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样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封建礼教是更一步的推崇。所以《西厢记》中老夫人对莺莺的管教是严厉的，这使莺莺的真实天性一直被压抑。人们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封建家长的干预，摆脱思想束缚精神奴役，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神火，首先会从婚姻自主来作为突破口，所以王实甫正是要写一部以有情作为基础的剧作。他认为一切不以有情为条件的婚姻都是不健康的不合理的，进而否定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简单来说：（一）、《西厢记》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并完成了莺莺、张生和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二）、人物性格和情节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的曲折复杂过程。（三）、作者善于描摹景物，酝酿气氛，衬托人物的内心活动，多数场次饶有诗情画意，形成了作品独特的优美风格。（四）、善于选择和熔化古代诗词里优美的词句和提炼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熔铸成自然华美的曲词。详细来说：《西厢记》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里面的人物形象戏曲语言以及结构上。1、人物形象《西厢记》的人物虽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十分丰满，个性十分鲜明：张生、崔莺莺、红娘等，都是我国古典戏曲中典型、成功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还在后世成为某种类型人物的代称。人物形象的丰满，主要是因为每一个人物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多重性，就是说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得到了多侧面的刻划。作者不仅善于正面刻画人物，而且长于侧面描写，使人物性格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和立体浑成的效果。同时，人物性格和情节开展得到了高度的结合，成功地表现了事件曲折复杂的过程。张生：王实甫在《西厢记》中，精心塑造了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张生。前人评论张生的形象常用“志诚种”三个字来概括。剧中主要表现为其执着追求崔莺莺，对崔莺莺热烈诚挚而又矢志不渝。张生在普救寺初见崔莺莺便一见钟情，之后为了接近崔莺莺，将“云路鹏程”抛在脑后，毅然在普救寺住下。在他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有时表现得很机灵，如请求附斋追荐，写信退贼等；但有时他又是憨厚的，甚至有些傻气和懦弱，如初见红娘他就详细地自报家门，对老夫人的赖婚和莺莺的“赖简”却“志竭思穷”，束手无策。正是张生的这种憨气、傻气和他的风流才俊相得益彰，才使得人物形象才更显饱满。莺莺：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作为一个相国小姐而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主的婚姻。同时，作品也十分真实地表现了这位相国小姐在反抗封建礼教过程中的动摇和矛盾。正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表现了莺莺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在追求的过程中，她的心理始终是复杂矛盾的。在红娘面前，一方面她想瞒着自己内心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