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探析

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探析【摘要】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王”思想，掀起了全书的第三次浪潮。在他看来，只有让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哲学王”成为统治者，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良善治理，因为只有哲学家拥有真正的知识和美德，他们是实现正义的唯一保障。然而，这终究只是一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复杂的社会现实、“哲学王”自身的内在矛盾都阻碍了“哲学王”的最终实现。但是，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它开启了政治哲学的新篇章。【关键词】哲学王理想国柏拉图正义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及其“哲学王”思想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国家的政治蓝图，构建了社会分工的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希望通过三个等级之间互不逾越、分工合作，达到城邦的和谐、幸福和繁荣，最终实现城邦的正义。三个等级中，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分别代表了城邦正义实现的三个要素——智慧、勇敢、节制。这其中，柏拉图认为一个拥有智慧和道德，坚持正义，毫无私心的统治者是领导城邦走向正义的关键。在柏拉图的等级分工制度中，要求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行使他的天赋，专干一行，这样就会生产得又多又好。他认为，不只在生产环节，甚至护卫者和统治者阶级，也需要专门的技艺。护卫者需要从小培养勇敢的品质，教授其数学、天文学和辩证法，最终使其掌握护卫国家的技艺。作为统治者阶级，统治一个国家更是需要专门的统治国家的技艺。在柏拉图看来，要实现城邦的和谐，首要的前提是由真正的哲学家治国，或者君主钻研哲学，成为“哲学王”。他认为，只有“哲学王”把智慧和权力集于一身，才能使国家达到整体安宁和谐。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是在《理想国》的第五卷当中明确地提出来的，他在该卷中通过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1这是“哲学王”思想在该著作中第一次以完整的文字表达出来，后来他在第七、第八和第九卷中讨论各种问题时，分散地讨论到了这种思想。概括地说，这种思想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应该让哲学家来统治2。在柏拉图看来，不管是一个城邦还是一个人，都拥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三种品德，在这些品德中，理性在价值上居最高层次，欲望居最低层次。因此，正义的人应该让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就能实现人的灵魂的和谐。所以，理性应该是整个城邦正义和谐的关键因素。哲学王必须具有最崇高的道德品质。哲学王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不应该并且也不可能（他从内心里就没有这个欲望）以自身的欲望和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整个城邦的利益和全体公民的福祉作为最高标准，他的统治生涯的最终目的不是自己财富的累积或是统治欲望的满足，而是实现城邦的和谐和正义。因此，在柏拉图构建的财产分配制度中，统治者和护卫者阶级都是施行财产公有制的，统治者不拥有个人的财富，因此他也就没有不断追求财富的欲望和必要。柏拉图描述的“哲学王”，拥有智慧、坚持正义、品德高尚，这样的人治理城邦，理所当然最有益于城邦正义的实现。二、柏拉图坚持“哲学王”思想的原因“哲学王”思想的产生与当时雅典的社会现实和柏拉图个人经历不无关系。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末至四世纪初，即希腊奴隶制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落，雅典城邦制进入危机的时期。公元前431一404年，雅典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民主政体的弊病日益暴露，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空前尖锐；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等均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这场战争标志着雅典从繁荣的顶隆开始走向衰落。柏拉图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在这场战争的阴影笼罩下度过的。这种历史条件，对他的“哲学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3。柏拉图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年青时师从苏格拉底，一心一意想献身于政治，改造稚典社会。当战争结束后，他以为从政的机会到了。但是战后，雅典在斯巴达支持下建立了“三十僧主”政体，推行暴君统治，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使柏拉图大失所望。随后苏格拉底因反民主活动而被处以死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柏拉图的人生道路。从此，他从政的愿望破灭了，于是他更加坚定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重大意义，认为现行政体无一符合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性质，无一可以挽救其危机，只有让懂得美德的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权，才能消除城邦制的危机，才能使国民过上幸福愉快的生活。在《理想国》中，我们可以看到“正义”是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支柱，也是他设计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维护全城邦公民的利益，使每个人各司其职，从而保证社会的普遍和谐，而“哲学王”就是正义最好的捍卫者。那么，哲学王如何体现正义原则？首先，哲学家掌握有治国所需的全面知识。柏拉图认为治理国家要靠知识，而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这种知识永远只能为哲学家掌握，而传统的世俗的政治家，只是一些“无知”的政客而己。两者的差别是由天生的禀赋所决定的。柏拉图从本体论、认识论的高度出发，认为哲学家和非哲学家的心灵状态是根本不同的。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可知理念世界，其心灵状态是理性，他们能把握到知识；非哲学家面对的同样是客观存在，但却是处于永恒变异之中的可感世界，其心灵状态是意见，他们把握到的也只能是意见，而不是知识。知识和意见是两类不同的东西。知识是绝对真实的，是神和少数天才具备的；而意见是十分暧昧含糊的，是人类都有的。柏拉图除了强调知识永远为哲学家所具有外，之后还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对政治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哲学家统治，全凭他的高超知识，可以随机应变，制定出一切必要的措施，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满足特殊需要，并能以理想国家的理念为模型，塑造实际的现实国家，引导国家之舟在惊涛骇浪中前进。柏拉图得出结论，无知识者不能治国，只有掌握治国知识的哲学家才能治国。其次，哲学家能使人们保持完美品质，实现社会和谐。柏拉图从人性论出发把人的品质看成政治的基础。他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有赖于全体国民品质、习惯的好坏，“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4。人的品质包含善恶两种因素，如果人们原有的美德消失了，品质日益堕落，就会引起伦理道德准则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为了挽救城邦危机，建立符合正义概念的理想国，除了实行极严格的等级制度外，还必须保持人们的完美品质，实现社会和谐。柏拉图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不是靠法律，因为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它只是一种外部威力，不能触及人们的心灵；而只能靠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所掌握的知识是一种真理，也是一种美德，它比法律更有力量。最后，哲学家拥有比政治生活更好的生活方式，并拥有自身独立的善。柏拉图在书中提到：“只有当你为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着自己”5。因此，我们只能允许不爱权力的人来统治，否则必将导致内讧和内战。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后，不会热衷于国家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城邦也因此避免毁于内讧和内战。除了真正的哲学生活外，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能鄙视政治事务，只有哲学的生活是真正的统治者所必需的，所以只有哲学家是适合统治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详细地论述了让“哲学王”掌权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在理想国中，哲学家之所以可以为王，是因为他占据了智慧和道德的制高点，甚至可以说是垄断了智慧和道德。因此只有“哲学王”才能维护城邦的正义，普通人则不能做到这一点。三、“哲学王”的困境柏拉图作为一位非常理想主义的哲学家，提出要让哲学家来统治国家，或使国家的统治者成为哲学家，这在许多人看来都是一种不现实的乌托邦思想，甚至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通过对柏拉图思想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哲学王”只能是一种乌托邦。首先，哲学家的志趣不适合当王。让哲学家去治理国家与其志趣不符，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真正的志趣就在于追求智慧，即爱智慧。在《理想国》第六卷中讲到：“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的确无暇关注琐碎人事，或者充满敌意和妒忌与人争吵不休的；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看到这种事物相互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着，因而竭力模仿它们，并且尽可能使自己像它们。或者说，你认为一个人对自己所称赞的东西能不模仿吗？”6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只热爱完全真实的事物，而对于真假不定的感性世界没有兴趣。既然如此，柏拉图为什么还要主张哲学家来治理国家呢？在《理想国》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这个原因，“我们对我们之中出现的哲学家也不会是不公正的；我们强迫他们关心和护卫其他公民的主张也是公正的。……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斗殴，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7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来担任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是被迫的，因为他们具有关于可感世界的真实性的知识，比常人更能够辨别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此，他们为了国家的整体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志趣来执掌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哲学家的一种牺牲和奉献。同时，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也不太可能。因为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王”是依靠教育培养出来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一方面，他们要接受长期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和体育、辩证法等教育，其中以辩证法的教育最为重要，这是通往理念世界的必经之路，这要求学习者必须去掉欲望，遵从理性的指导。另一方面，这些统治者的学习缺乏合适的环境，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一般统治者都是将权力看作为最大的“善”者而争夺；其二在于“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总是被当地水土所克服而失去本性那样，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了。”8也就是说，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催生了一大批智者，他们抓住了人们求胜的心理，实施着那种求胜不求真的教育，使得人们灵魂中原有的理性受到蒙蔽，从而使人们普遍受到坏的影响，其中，统治者受到的影响更加恶劣，因此，他们成为哲学家的希望尤为渺茫9。其次，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的。柏拉图在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在《理想国》第七卷的洞穴比喻中，柏拉图将哲学家比喻为挣脱束缚的自由人，他可以看见真实的世界。然而，他看到的世界却无法被别人所接受和认同，别人甚至还嘲笑和挖苦他，认为他的话是一派胡言。这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正如《理想国》第六章谈到：“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的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10就是说，在一个还没有经受哲学洗礼的国家，真正的哲学家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的。柏拉图的这个用哲学来建国的思想具有片面性，它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对“哲学王”实现的阻碍，因此，“哲学王”注定无法实现。再次，是“哲学王”理论本身的矛盾。这也是我们将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理解为乌托邦的根本原因。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柏拉图将哲学与感性知识分开，他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识是对可感事物的意见，都是没有可靠性的知识。而哲学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真实可靠的知识。“哲学王”就是掌握了理念的知识的人。然而，柏拉图又认为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如何能够联系起来呢？既然无法联系，掌握着可知的理念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