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与北京

档案与北京文化目前，“档案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高频概念，对于档案文化的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比较集中而系统的研究当数专著《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由“档案文化”延伸开去还已经有了“档案文化产业”、“档案文化刊物”等概念。前者可见《北京档案》2004年增刊“档案文化产业论坛”上集中刊发的“浅谈档案文化产业的发展”、“浅议档案文化产业的拓展”、“档案文化产业建设初探”、“试论档案馆发展文化产业的可行性”、“论新时期档案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试述档案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关于发展档案文化产业的思考”等数十篇研究文章；后者有江苏的《档案与建设》、湖南的《档案时空》，而上海的《档案春秋》则干脆在办刊宗旨中就明确为“是一本以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为依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为服务宗旨，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密切联系的综合性档案文化期刊”。在大家热烈研究之时，本人也想就此作些探讨。一、档案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分析（一）“档案文化”是一个集合概念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音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见《档案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第1页）。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是“指精神生产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第1858页）。“档案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而言，它必然是既具有了档案的属性，又具有了文化的属性。所以全面地讲档案文化的概念应当有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就目前来看，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已经做了积极的探索，现罗列部分于下：1、“档案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种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则除了档案实体文化之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王英玮，档案文化论《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2期）。2、“所谓档案文化，可以说是发掘档案的文化内蕴，以档案为依托、素材、背景或线索的各种文化形式。或者说，档案文化是档案记录、体现、昭示的社会的、时代的文明成果以文化形式的体现。”（中国档案报社副总编潘振同，“试论弘扬‘档案文化’”）。3、“档案文化就是以档案为基础，围绕档案活动为中心所产生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并认为档案文化具有下列基本特点：档案既是广义上的文化产品，又是狭义上的文化产品，应是一种“纯文化”形态；从实精神；档案首先是公务活动的产物，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权威性，是统治阶级不可或缺的工具；档案具有系统性和统一性，也是一个有序结构，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性；档案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保密性。（谭仁杰，“档案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上海档案》2003年第4期）。4、“所谓档案文化，笔者认为，是指以形成最佳的档案管理机制为目的，以人为管理主体，以对档案工作的共识为核心，以档案工作者的群体为基础的新兴的档案管理理论。”（任伟，“档案文化探微”，《档案时空》1996年第4期）。从以上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人们比较侧重的是从档案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这个角度来研究“档案文化”的。即使是王英玮先生的定义将“档案文化”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但仍然并没有明确包括由对档案的开发利用而产生的产品----档案文化产品。其实，我们如果要给“档案文化”这一概念在外延上做些研究的话，不难发现“档案文化”应当具有三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各具体的档案实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它的特点是就某一具体的档案实体而言，它是一个不变的常量，它的变化只是体现在档案数量的增加和人们对其认识的变化；二是由对档案的管理和利用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一整套实践和理论，即由对档案的管理和利用而产生的文化，这是随着档案实体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上是与档案实体的变化相适应的；三是由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而产生的大量的二三次文献，较多的体现为档案编研成果。而如果我们从狭义上来理解的话，这第三部分又应当是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对这部分档案文化的研究，才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所以，笔者以为，“档案文化”应当定义为：“档案文化就是围绕档案实体，采取科学管理的手段，来达到充分开发利用之目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二）“档案文化”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受众面前会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档案文化”具有这三个部分的外延，所以其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受众面前就应当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1、就业内而言，对档案本身就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一般都不成问题，而对于档案管理和开发利用则正是业内人士工作的基础条件和根本目的，所以就成了应当注重研究的问题。而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多年来党和政府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效的监督和指导，各档案实体管理部门的基础工作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研究的侧重点又应当放在开发档案文化产品之上。2、就社会而言，需要着重研究的是档案本身和档案文化产品二大部分，而对于由管理档案而产生的文化，则由于其对档案的认识、即使是对档案的利用也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而可以不予重视。3、就期刊而言，其根本并不在于是否冠上“档案文化”的名称，而在于编者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如一家刊物，其主要读者是档案系统的人士的话，那么就会需要明确其侧重点是档案，如公布档案史料，为史学研究提供服务。而如果其主要读者为社会大众的话，则侧重点就应当为文化。如史料钩沉，以档案为依据，阐述一定的历史事件（事实）。二、档案文化的特性（一）档案的特性对于档案的特性，业内人士都不会陌生，即档案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具有原始记录的特性。当然由此也还可以引伸出真实性、史料性、内幕性等等多种特性。（二）文化的特性对于文化的特性笔者孤陋寡闻，目前还很少见有专门的研究，不揣冒眛作如下分析：1、首先文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是人类在一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需要形成的。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但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而且，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2、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3、文化的基础是象征符号。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人类通过语言才能把文化一代代的传续下去。（三）档案文化的特性将档案与文化组配起来，绝不是词语的迭加，而是有其丰富的事实内涵的。1、档案文化必须以档案为原始素材。从我们对档案文化的研究重点-----档案文化产品来看，它必须是以档案为原始素材。而纯粹的文学创作虽然产生着更为大量的文化产品，但它不能被视为档案文化产品，并不能纳入档案文化产品的范畴。2、档案文化成果与其它文化成果相比，其优势所在即真实性和内幕性。由于档案文化产品是依据档案加工而成的，所以其势必在其中潜移默化着档案的基本特性，即真实性和内幕性（当其未向社会开放时）。3、档案文化产品具有收藏价值。三、研究档案文化的目的其实，明确研究档案文化的目的是极为重要并应当前移的。因为不同的目的会出现不同的研究方式和不同的研究深度。当然，要在研究之前就明确研究档案文化的目的是有一定难度的，而在进行了一定研究之后再来提出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会有好处的。笔者以为研究档案文化的目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还档案以“文化”的本来面目在我们的传统习惯中，或是我们的传统理论中，对于档案的认识总是强调其反映历史原貌的原始记录，具有凭证的属性这一层面。这固然不错，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档案难以走向社会大众。即档案这种基本特性决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只有到需要凭证时才会想到利用档案，无非就是婚姻档案、房产档案等涉及到大众利用档案，从而了解档案，而不会想到通过利用档案还能得到文化消费。（二）加速档案走向大众随着档案向社会开放，以及近年来由于房屋买卖、贷款等超出婚姻本身的需要以外对婚姻档案的利用，档案走向社会的步伐似乎加大了一些，但对于档案的文化需要则会使档案走向更为广阔的途径。所以现在加强对档案文化的研究很有必要，只有强化对档案文化属性的研究，才能使档案走向民众，由原始记录变为原始素材；将凭证作用转变为可读作用。（三）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我们按传统的理念----原始、凭证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资源毕竟有限。只有发掘档案的文化功能，才能相对充分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由此，笔者以为，我们对于“档案文化”的研究既要紧紧围绕档案的基本特性，又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不脱离档案的基本特性而缺乏明确的目的，那就会使研究陷入泛泛而论。当然，在突出目的性的同时，对于档案的基本特性也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四、研究档案文化的方法我们研究档案文化，其根本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将档案与文化联姻，如何更多更好地开发档案文化产品。所以从目前来看，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对档案文化的研究方法：（一）注重实践的研究档案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对其研究的深化，首先需要的是对于实践的研究，原因有三：一是面对一个新生事物，首先需要有大量的实践、实践、再实践，只有在这个前提上才能提供理论上研究的前提。现在虽然王英玮教授在《档案文化论》中做了系统的研究，但理论性太强，甚至有些纯理论的感觉，于是其论述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老的东西，只不过是着眼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所以其得出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就是档案是主产品，当时笔者对此观点就持有否定的态度（见刊于《四川档案》2001年第2期上的“论档案产品的‘主’与‘副’”一文），但当时还没有真正找到根源。现在看来主要问题是硬要从理论上研究，既然档案是文化产品，那么自然也就成了主产品。其实，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档案文化研究的深入可能并无多大的益处。（二）也需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任何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到底什么是档案文化？不进行理论的研究，就难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就难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三）不能脱离档案这个实际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对档案文化的研究而形成一个档案文化产业。档案作为一项事业它包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自然也包括在理论上对档案文化的研究和在实践上对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但它毕竟只能是一项文化事业，而不可能发展成为一项产业。现在有的专家认为“档案文化产业，是一种以普及档案观念为经营方针，以推广档案整理理念和保管技术、传播档案文化内容为主要经营手段，以促进全社会和个人档案意识的提高、推动全人类档案获得更好保管和保护为己任的产业。”（方立霏，“档案文化产业建设构想”，《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5期）；有的认为“所谓档案文化产业，是指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来实现档案文化价值和档案工作服务功能的一项文化产业。或者说，档案文化产业就是以馆、室藏可公开的档案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实现档案工作服务功能为宗旨的社会文化产业。(戴志强，“发挥档案学会优势促进档案文化产业发展”2004-11-30)。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一、档案中的北京城（一）北京城的由来《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侯仁之著，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城址起源与变迁、河湖水系、景物溯源（二）城墙和城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Siren，1879—1966)著，1924年于巴黎著此书，同年出版。喜仁龙上个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曾多次到访中国，1921年获得特权，进入紫禁城内进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