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液经法伤寒论辅行诀古今谈

01钱超尘《汤液经法》《伤寒论》《辅行诀》古今谈钱超尘（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皇甫谧《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又云：“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林亿《伤寒论序》云：“夫《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是皇甫谧、林亿诸前贤皆谓《伤寒杂病论》在《伊尹汤液》一书基础上而成。仲景《伤寒论序》亦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仲景所求采者主要为《伊尹汤液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经方类著录“《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久佚。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论》。《事物纪原》：《汤液经》出于商伊尹。《郊祀志》：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作乐其上，顺风作《汤液》。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⑴由王应麟泛引诸书观之，是王氏于《汤液经法》一书不甚了了。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在《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下云：“晁氏《读书志》曰：医经传世者多矣。原百病之起，愈者本乎黄帝；辨百药之味性者，本乎神农；汤液则称伊尹。三人皆圣人也。悯世疾苦，亲著书以垂后。王氏《考证》：《事物纪原》：《汤液经》出于商之伊尹。皇甫谧曰：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在此段文字下姚振宗注云：按后汉张机仲景或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也”⑵。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在“张仲景方十五卷”下云：“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皇甫谧曰：仲景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按汉志经方家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仲景所论定者，盖即是书。”⑶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下简称《考释》）、甘肃中医学院丛春雨先生主编《敦煌中医药全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下简称《辑校》)皆收录《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辅行诀》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论》是仲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勤求博采而撰成。一、《辅行诀》的作者、发现、存佚及研究（一）作者《辅行诀》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陶弘景（456—536），生于南朝刘宋孝建三年，卒于梁大同二年。《南史》、《梁书》有传。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今江苏镇江附近）。《南史本传》：“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所论与《辅行诀》陶氏所云“凡学道辈，欲求永年，先须祛疾。或有宿痼，或患时恙，一依五脏补泻法，服药数剂，必使脏气平和，乃可进修内视之道”之意合。永明十年（492年），时年三十有六，上表辞官，诏许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乃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山中立馆，自号华阳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南史本传》云，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川，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自已。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影，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王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等书，据《南史本传》云“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辅行诀》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去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轨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用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观以上诸说，《辅行诀》或为陶隐居主据《汤液经法》并参考《神农本草》、《桐君采药录》而撰者，以备山中隐居之用，并教导弟子以《辅行诀》之法祛除疾病，进修内视之道。据《南史本传》，陶氏所作，或秘密不传，或撰而未讫由弟子收藏。疑《辅行诀》为弟子收藏而略加整理者。文中“隐居曰”、“陶云”等语，是其证。由于《辅行诀》保存于弟子之手，久未外传，故阮孝绪《七录》未加著录，《隋志》因之亦未著于录。（二）发现《辅行诀》原藏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1878——1945）至敦煌盗宝，发现大批珍贵经卷，盗携回国，守洞道士王圆箓见《辅行诀》首尾完具，乃暗藏之。《辞海》介绍伯希和情况云：“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河内）。1906~1908年活动于中国甘肃新疆一带，盗窃敦煌千佛洞大量珍贵文物，运往巴黎。1911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1925年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著有《敦煌千佛洞》等。”伯希和盗窃的敦煌文物近2500件（不包括藏文）。1909年秋，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经卷写本至北京，向中国学者出示。消息传出，国人震惊，舆论大哗。1909年11月日本人主办的《燕尘》杂志第二卷第十一期刊登署名“救堂生”的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较详细地记录了救堂生与伯希和会面及他亲见敦煌卷子的情形。“救堂生”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田中庆太郎（1880~1951）的笔名，1908年至1911年在北京购置房产，住在北京。他说：“我在明治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908~1911）间，在清朝末年的北京，住了3年。此时法国人伯希和带着在敦煌采集到的古写本经过北京，我得以看到他手中的珍品，深受教益。”⑷现把有关文字摘引如下：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救堂生法兰西东方考古学校（在河内）教授伯希和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最杰出的中国汉学家E·沙畹之三大弟子之一，于甘肃省敦煌县石室中，获得深藏于该处之经卷古文书类。此次于归途返本国途中，滞留北京。余听闻其事，即赴八宝胡同假寓，通刺拜访。此事前未得与闻，踌躇间，但闻侍者曰“请”，引入客厅。P·伯希和氏系年仅三十之青年绅士，颇具学者气象。会晤之际，伯希和氏不以西洋语而以流畅之北京语交谈，并介绍其友人夏巴耐与曼佗罗，欢谈甚洽。P．伯希和氏为研究清国西陲之地理古迹，于前年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西亚进入新疆，滞留库车八个月，乌鲁木齐两个月，吐鲁番数周，继续其研究。于乌鲁木齐听闻敦煌石室之事，遂经巴里绅、哈密至安西，知州某赠古写本一卷，系唐写本无疑。便于去年冬日至敦煌，滞留三月，终获三危山下石室所藏之写经与他物。卷子大部已送回本国，仅示随身数十品，皆惊心骇目之贵重品，为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经文、唐拓本等。纸质不离黄麻、白麻、楮纸三种。《老子化胡经》不亚于《太平经》中最优者。《尚书·顾命》残页，文字雄劲，确系唐人书法。此石室系西夏兵戈之时所封以至近年。故石室之物皆五代以前，宋以下不见一纸。且西夏文字之物，亦不见半片，此为确证。鄙以为此乃学术上之大发现也。余知识浅陋，于内容皆无知，仅以趣味观之，亦无价之珍品也。P·伯希和氏携此奇书，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继续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救堂生文章刊布不久，日本《朝日新闻》于1909年11月12日刊登一篇长篇报道，对伯希和掠取书卷之意义等作了较详细分析。全文如下：千年前古书卷十余箱悉被法国人席卷而去东京某氏近接清国文部参议官罗振玉氏报，此乃为足以耸动学术界之大发现。据所报，清国甘肃省敦煌县东南三危山下小川前，有寺庙三座，士人称其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为道教方士所栖居，独下寺为僧刹，寺左方不远处有石室数百。此石室自唐以来，俗称“千佛洞”，文人呼之“莫高窟”。洞中皆壁画，诚如千佛洞之名。上截刻几多几样佛罗汉之象，下截更刻刻佛像之人及姓氏里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为修治右侧之石洞，凿一石壁，意外发现众多书卷藏匿于此，其书始流落人间。然其地僻极西，犹未为世人瞩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明治四十年）冬，在北京之法国传教士伯希和赴中国西北新疆省旅行，至迪化府。伊犁将军长庚以上述石室之书一卷相赠，并语该发现之事实。遂继续南向，入甘肃省。安西州牧某氏，亦以一卷相赠。伯氏久驻北京，于中国古书有极大之趣味，一见即确认系唐代写本。急赴石室之处，遍访搜寻，购得十余箱。此仅不过原存三分之一，余三分之二，散佚而无由收管。伯氏携之归北京，经史子集四部及经卷中之好者，即送法国，残余数种，罗氏于上月下旬得以观之。罗氏云：此乃西夏兵革之际，藏匿于此，系九百七十余年前之古书卷，弥足珍贵。且佛教衰颓，在五代兵乱之际，匿藏之古书卷中，又特多佛书，是亦一千余年前之古书卷也。伯氏送归法国之书目略如左：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五卷》、《二十五等人图》、《太公家教》、《辩才家教》、《孔子修问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记》、《百行章》、《何晏论语集解一、二、六卷》、《毛诗卷九》（郑注柏舟诂训传）、《范宁谷梁集解（闵公至庄公）》、《孟说秦语中晋二》、《庄子第一卷》、《文子第五卷》、《郭知言记室修要》、《文选李善注第二十五、二十七卷》、《冥极记》、《新集文词教林》、《秦人吟》、《子赋》、《李若立略出嬴金》、《老子道德经义疏第五卷》、《唐韵》、《切韵》（二书小版五代刻本，均残）、《唐礼图》、《辅篇义记二卷》、《李荃阃外春秋一、四、五卷》、《唐律一卷》、《故陈子昂集八、十卷》、《敦煌十咏》。右列诸书，无一不是珍本。如《唐韵》、《切韵》之五代刻本，足以是正此书刻本始于宋代之学者定论。又罗氏所见，多经卷拓碑之类。《尚书·顾命》之残本，《化度寺邕禅师碑》等，亦足惊有考古癖之学者。其珍绝足比以竹造经籍之我国京都高山寺等。此乃中国空前大发现也。敦煌经卷被盗消息逐渐被国人所知，强烈要求清廷将盗余经卷运回清廷学部保管。宣统二年（1910）学部将劫余残卷运回学部，但又为国人之权豪势要巧取豪夺一部分，归于学部保藏者仅有八千余卷。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著录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研究敦煌宝卷现在已经形成专门之学，名为敦煌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白化文、杨宝玉撰《敦煌学目录初探》（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中可以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敦煌学的概貌。伯希和盗窃之经卷，现藏巴黎图书馆，皆已编号，每号前冠以P字，如P.3287号为《伤寒论》残卷。以上所述是伯希和敦煌盗宝的大致情况。所幸的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被道士王圆箓暗藏，这样才保存了这一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伯希和敦煌盗宝详细情况见伯希和等《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一书，2001年10月云南人民出版社，耿生译。（三）存佚《辅行诀》虽然没有被伯希和盗走，却被国人因愚昧剪毁了。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教授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序言专列《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一节。全引如下：十九世纪末，河北威县中医张偓南氏家传医学，所藏医书甚丰。敦煌卷子出土后，闻风前往，曾在驻洞道士手中重金购得医学卷子一轴，书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首尾基本完整。其前尚绘有三皇、四神及二十八宿之图。张氏视为珍宝。殁后传于其孙中医张大昌（为靖）氏。大昌先生多取此书所载方论治病，获有良效，乃将此书教授弟子。且录有复本两种。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仅抄本幸免。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因而由我写出了对该卷子年代的初步鉴定资料。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两教授。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