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报告题目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PPT制作:吴飞翔B12040721演讲者:康健B12040710资料搜集:王双奇B12040709资料搜集:乔蒙恩B12040708研究课题背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增强,在当前社会背景的前提下,回顾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思想历程,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值得发人深省,引人思考。梁启超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他是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梁启超经历简述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1895年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出任司法总长。1916年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9年病逝。家庭成员祖父梁维清,秀才,掌管县文教事业。父亲梁宝瑛,字莲涧,教授于乡里。母亲赵氏,出生于书香门第,聪颖贤惠。妻李惠仙,清礼部尚书李端堂妹。妾王桂荃,侍婢。子女梁思顺(令娴)(1893—1966)生于广东新会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院士。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院士梁思忠(1907—1932)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25病逝。梁思庄(1908—1986)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梁思达(1912—2001)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梁思懿(1914—1988)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梁思宁(1916—2006)生于上海梁思礼(1924—)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院士梁启超故居北京故居位于东城区北沟沿23号。故居为坐西朝东的三进四合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整个房屋由砖墙围起,主要建筑尚存。大门对面梁启超书斋和南边的马厩还依然存在。天津故居旧址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建于1914年,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建筑面积为1121平方米,是一所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天津故居新址饮冰室饮冰室在今河北区民族路46号,建于1924年。饮冰室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是一所浅灰色两层小洋楼,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梁启超受此影响,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明确了民族的范围,他认为只要是同一种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或习俗的都是“同胞”。所有的同胞都应该团结在一起要求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为人民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这表明他轻视地域与血统的差异,而重视历史与现实整合的民族认同。影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因素(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二)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三)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在民族问题上,儒家学说的基本思路没有着重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重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在民族间交往中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传统儒家民族观念里特有的积极底蕴,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二)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注入新的血液,而且开拓视野,改变了梁启超的思维方式,引发他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三)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启发颇多,他觉得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日本思想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让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所以他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精华和进化论思想的内涵,对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补充。(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在日本考察期间,梁启超为日本民族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而惊叹,被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深深震撼了。梁启超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他将日本的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的实情比较后,让他更加坚定中国要发展民族主义思想的道路,只有团结民族抵御外强,才能实现中国漫长的复兴之路,才能像日本那样壮大。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有两大历史阶段。一是从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二是到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一)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构建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民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除了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大量接触西方文学著作之后,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一)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作出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的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要消除满汉长久的芥蒂。这种思想取代了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的思想。此后,他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以实现“合族救国”的目标。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二)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甲午战争惨败、山河破碎、国衰力弱的现实,让梁启超对清朝政府的未来感到迷惘。流亡海外时,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改变他世界观、民族观,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梁启超的民族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冰山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民族国家主义的思想。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之一,虽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被许多人批判为保皇党、反革命。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他将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提出“开民智,兴民力”,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他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最早将西方民权、民主思想系统的介绍到中国,促进了国民的觉醒,使国民产生了近现代意识。梁启超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他以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冲击了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评价同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他生不逢时,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肩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代的使命,标志着他需要为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虽然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但他主张的思想依然有一定的封建残余,并没有明确的包括反帝反封建思想。第二,当西方文化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时候,梁启超走在时代的前列,以敏锐的方式追赶西方思潮,但他忽略了西方文化思想并不是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内部诸种流派的分歧也非常明显,梁启超对于西方文化思想并没有深入理解,只停留在表面。他并没有深切了解中国当时真实的现状,盲目将其应用到当时的中国。同时,梁启超没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立场,总是根据西方文化思想变更自己可能原本对的思想发展思路,导致失败。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