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史学

苦阳子：重读梁启超的新史学——以史学借鉴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批判与创新精神。他的新史学观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形成的，也正是因此才展示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开创性功绩。当下，中国正是”爆炒国学“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现实意义。晚清王朝时，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尽头。于是社会便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是以政治转型领先，经济转型滞后为特征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救亡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渴望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因素，并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晚清传统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瓦解中。这种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因而也就导致了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更加明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所谓无史，并非中国没有历史，而是指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在新史学的倡导者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必须革新。而恰恰正是这个时候，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价值内容。于是，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之弊的同时，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问题。在这场中国史学界批评旧史学的主战场上，其旗手竟不是“激进革命派”，而是一度被认为“改良派”的梁启超等。梁启超在新史学的创建上，并非以“保守“姿态亮相，而是以革命的批判立场开局的。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就已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致弱的总根源。他针对旧史学曾强调指出，“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传统“君史“，不能使人们对一国的”强弱之故“有所洞察，不能帮助解救近代的民族危机，“君史之敝极于今日“。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该长文分《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六节，以批判与创新的精神，激烈抨击了封建史学的通弊，阐明了大胆革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在此重要史学论着中，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史界革命“、”求史之公理公例“、”统在国非在君“等重要思想命题，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1897年，梁启超就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着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他在《新史学》一文开卷明义：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可见他要以史学借鉴功能导出政治变革的理由。梁启超基于他对欧洲各国史学促进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了解，特别强调在民族危机之时应改革中国史学，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倡导史学革命时，深切地融入了政治关怀的情结。史书编辑者曾鲲化1903年时也曾提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也。““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很显然，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是为了救亡的需要而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的。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服务对象极为落后，研究目的也很偏颇。他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梁启超在对封建旧史”四蔽二病三恶果“一一澄清的同时，痛斥封建史学为“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充分体现了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批判精神的精髓。总之，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是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以朝廷、个人为服务的对象的，而与社会大众无关。因而，这样的史书只有使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提出：“统也，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只有国家才是正统，只有民众才是正统，如英、德、日诸国那样，只有经过宪法确定，并且得到人民承认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正统。梁启超的论述虽不是专门讨论史学问题，却充分反映了西方民主思想赋予的崭新政治眼光和国民权利意识。梁启超在１９０１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就认为，“民族是历史的主脑“。他把整部中国史分为”中国之中国“时期（上世史，黄帝至秦之一统）、“亚洲之中国“时期（中世史，秦一统至乾隆末）和”世界之中国“时期（近世史，乾隆末至今），完全以中华民族之成立发展之迹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作为贯穿全史的主线。梁启超力主在近代世界，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的观点；认为“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以主于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在传统观念中，”国“就是王朝、皇权，而在梁启超的史学视野中，特别是在他的”群“的思想中，”国“则被明确界定为一定的地理区域中全体民众的”集合体“。他在１９００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就表述了如下观点：“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由此以来，就形成了梁启超的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梁启超在以国民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观念指导下，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已不再是帝王将相了。相应地，历史研究和史学服务的主要对象也必须从帝王将相转移到国民本位上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学意识上的一场革命。梁启超早在二十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此论颇有现实意义，仿佛就是针对今天遍及中国的“红色记忆”所宣扬政党与阶级史观的有力否定。史学家邓实也曾指出：“民史”就是“能叙述一群人所以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可见，”民史“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历史，“民史”取代“君史“或”党史“，也就是以国民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取代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史学。政治是梁启超重视治史、倡导新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梁启超虽注重”国民“、“民族“或”国家“，但其理想中的“国民”主要是指具有近代立宪政治能力或资格的政治公民，因而梁启超也并不否认英雄的历史作用。正因为有造时势的英雄，“社会所以活动，人生所以有意义”。救亡需要改革，改革立足整体；救亡需要政治导引，政治导引呼唤“英雄“的作用。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认为，旧史学是新史学的阻力与陷阱，对旧史学批判愈是彻底，新史学的前景愈益廓清与开阔。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是建立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激烈批判旧史学，具有为社会革新解放思想，鸣锣开道的作用。同时，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论依据是进化论（尽管这种理论有争议），充满了挑战皇权的人权意识和社会演化的历史观，这对于中国史学的更新与社会的转型，具有十分明显的奠基意义。当下，中国正是国学爆炒与”红色记忆“泛滥之时，重温梁启超的“新史学“和”史界革命观“，颇有以史学借鉴功能导出政治变革理由的现实意义。今天，时代又在呼唤一场澄清”红色记忆“历史观的新史学革命。2、梁启超新史学的问题意识和时代背景(对杨念群的一个文本的部分释读)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形成了很多诠释理路和即定命题。这就暗含了一个问题，这些各自诠释理路是如何选取的。诠释理路的选择，不是一个个人化的问题，而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互动而形成。即定命题的选择，固然有个人的视角，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自身所存在的并显现出来的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结合可以产生历史学本身的变革，从形式上来看，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但是作为阐释方式的方法论本身却非中立的和去价值化的，而是与其所要阐释的对象即各种特殊问题也有着各种纠葛。当然，这样的一种纠葛最后是通过阐释主体形成的。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有其阶段性发展。而每一发展阶段的标志是特定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这也就意味着，判断一学科的现代性与否，看其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史的现代性判断，显然是外在于中国社会史这门学科本身的。而中国整个现代性的判断标准，也是外在于中国本身的。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现代性的阐释框架和问题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什么为权威和标准？一个内在的回答，是要建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实质的社会问题，是问题意识，是社会本身所自存的，也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或者就是这个过程本身。这样，社会史学的现代化标志也就与社会存在本身联系起来，即这门学科引入了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并有相应的阐释方式。推而广之，其他学科在这方面也有着相似性。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是梁启超。他首先澄清并否定了传统史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弊病。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朝廷，因此历史成为帝王家谱。其弊病是民众不能合理地确定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空间位置，不知国，不知世界，只知家。旧史学遮蔽了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其实这不是遮蔽，而是一种如实地反映。因为旧史学所描述的社会里，民众的位置本就是局限于家族之中。这也说明，史学其问题意识是被决定的，被现实社会生活本身所决定。当然，这里的史学是一种反映主流社会生活的主流史学。这也就意味着，一门学科总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特定的问题意识。而从其发展的纵向来看，也就体现了这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面貌。所以，从一门学科本身来看，知识考古是有必要的。知识考古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门学科的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受限于其所存在时代的大历史环境。梁启超要和旧史学决裂，发展出一门新史学。而他能提出新史学，也和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的时代，就是一个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过程。梁启超把新史学的问题定性为，对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启蒙与塑造。这与他所处时代所面临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相契合。这样史学就是一种国民资治通鉴或更广阔意义上的人类资治通鉴。而新史学的读者，是普通民众。史学服务于以民治主义立国的现实需要。而从史学内部来看，新史学的基点，是确立普通人民的国民身份意识。这是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从确立普通民众的国民身份意识出发，这也是理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钥匙。他首先寻找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确切位置。那么怎样确立位置感呢？通过勘定文明起源，辨别民族身份，关照阶级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构成形式，以及和世界文化的沟通状况等从内到外的探究来实现。梁启超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和途径？这和他当时的政治鼓动家的角色有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政治鼓动家，他的政治目标是要实现民治。这就首先需要确定民众的国民意识，其次要确定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