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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至今依然津津乐道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的争论，以为梁漱溟敢于触犯“龙颜”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精神和浩然之气，值得继承与光大。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梁漱溟虽然在当时敢于与最高领袖顶撞，出了一阵风头，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不断反省，接近于彻底放弃先前的思想主张。由于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发生语言冲突的时候，由周恩来提及梁漱溟的历史问题，所以毛泽东当时就提议将梁漱溟的这个问题移交给“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并警告政协诸位不要对解决问题抱有多大希望，因为他了解的梁漱溟决不会轻易服输。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显然错了，梁漱溟在后来的变化远远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梁漱溟没有因为冒犯“龙颜”而受到处分，但作为当事人，梁漱溟在事情发生之初还是相当紧张。最初几天，许多朋友、门生纷纷到梁家为之劝解，梁漱溟的心情稍有好转，“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又有倦乏感觉，亦是精神与身体较合拍之故。”对已发生的事情，梁漱溟反复思考，虽然部分承认自己或许在方法上有不妥之处，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倾心拥护中共领导，只不过提了那么一点善意的建议，即使说是批评，但从自己内心也并不是恶意，何以招致中共负责人的如此恼怒，以致联系历史对自己进行如此严厉的批评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什么错？错在哪里？梁漱溟觉得，中共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对待他，完全是一种“误会”，而自己的不足，不过是“有气而无心”：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侧隐之心。自己虽然知道必须是侧隐之心代替英雄之气而后可，却思来想去不过一句空话，一抽象道理，茫然无措手处，不能实践。总之，你毛泽东有理，我梁漱溟也不是无理。毛泽东在与梁漱溟冲突时曾表示，尽管与梁漱溟有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议不要开除梁漱溟的政协委员。梁漱溟意气用事表示当不当政协委员无所谓。所以当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及秘书长李维汉，请假在家敬候处理，对于各种集会均不去出席，并请政协安排机会由他当面检讨。李维汉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请帖，全国政协照送不误，至于出席或否，随梁漱溟自己决定。至于梁漱溟自请当众检讨一层，李维汉则嘱民盟中央辛志超口头答复暂缓。如是延至当年底，经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销假。转过年（1954年1月）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请参加，所有要给梁漱溟处分的话，始终不见再提起。梁漱溟除发言少了，各项活动如常，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不过，这都是后话，而在当时梁漱溟还是相当紧张和想不开的。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两个儿子培宽、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将前几天所发生的意外风波从头至尾告诉他们，并反复强调毛泽东完全是出于误会。梁漱溟说完后，大儿子培宽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为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发生，虽然看上去有许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负责人只是对你梁漱溟个人过不去。偶然因素与个人因素在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宽为乃父分析道：“这件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只是你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你还记得l950年你刚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吗？早在那次你就向领导党毫无顾忌地提出种种意见和建议了。我还听说你参加西南土改时，亦曾说过要来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话。除此之外，你三年来还在某些会上有过一些发言，或与毛泽东谈话，或给毛泽东写信，似曾听说差不多亦与此相类似，都好像有一种监督政府的神气。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种偏差的，今天的这件事正是从这种偏差发展而来。你总说自己是善意的，是爱护党、爱护政府。但一言一行须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发生影响如何，不能单从动机上来看，而不顾及它的客观作用和影响。何况便是论动机，恐怕也有问题。几年来，你自己好像总是站在政府的外面，这动机还不使人怀疑吗？你应该向隐微处搜寻自己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端正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态度。你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积两三年之久，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发展。毛泽东认为你有恶意，便不足怪。毛泽东不能容忍你这样发展下去，这并不是他个人对你个人有什么恶感或好感。毛泽东一切为了当前国家的大业，而没有其他。因此，你考虑自己的问题时，亦不要把它同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切不可抱静待考问、应付过关的念头，只求了却一身问题，而应当主动地检讨出错误的思想根源所在，担负起所有给予国家事业一切不良影响的责任，争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国家建设。”显然，梁培宽不是就事论事评价乃父与毛泽东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帮助梁漱溟认清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计较意见正确与否以及中共负责人的态度如何。这些话，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亲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番话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变化，对于自己错误之所由似乎顿时有所发觉，好像通了窍”。他在当天日记中情不自禁夸奖两个儿子：“宽儿出其所见娓娓谈数小时甚好，另记。恕儿亦有所说。”在儿子及各方友人劝说疏导下，梁漱溟的心情渐渐好转，两天后便伏案检讨认识自己。过了大约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书面检讨，两个儿子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认为这份文字太偏于检讨个人修养而未更多从政治上考虑。根据两个儿子及一些门生如黄艮庸、李渊庭和友人张申府等人的意见，梁漱溟对这份文字进行修改，至10月3日请门生李渊庭抄清后作为书信送全国政协转毛泽东。此事至此应该说基本结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于是发生极大转变。梁漱溟的这次转变，在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性意味，它既意味着新的梁漱溟和旧的梁漱溟彻底决裂，又意味着梁漱溟不仅在思想上认可中共理论，从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并以此为参照检讨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不见往昔“骨气”，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谈到毛泽东时，无不是一副恭谦的小学生神态。在往昔几乎所有讨论梁漱溟的文章中，无一例外张扬他敢于与毛泽东翻脸的所谓“骨气”，所谓“正气”。其实，就历史真相而言，毛泽东的一番怒斥，周恩来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谓“骨气”与“正义”。因为仅仅经过几天时间，梁漱溟在其儿子、友人的劝说下，破天荒地检讨自己的不足乃至问题，沉痛反省自己的错误之所由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几番反省，梁漱溟发自内心承认自己错了。他自己再也不愿意坚持什么“骨气”与“正义”，从此之后他走上了与中共，特别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心同德的心路历程，所以他虽然在此后的岁月中被“冷冻”起来，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体上并没有改变，只是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张扬自己而已。在反省与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的争论时，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错了。那么错在何处呢？梁漱溟写道：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不对。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由来已久，当中共运用阶级斗争学说打败国民党，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后，自己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感到以往自己阶级立场不对，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热情早铰蔽而出不来。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当作‘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我之倔强自喜、骨气自负，正是我不自觉地与领导党和政府分离的证明。为什么会分离呢？则主要是阶级立场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梁漱溟还认识到，他长期以来对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标，也敬爱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一心为国家为民族的汉子，但却一直怀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动路线，包括阶级学说和武装斗争，有时直接针对中共的理论加以反驳，而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国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着行动。因此每当有左倾朋友批评时，自己总不服气。梁漱溟承认，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与毛泽东顶撞的思想根源。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梁漱溟当时还自认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从五四时代在毛泽东岳父杨怀中家见面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难同当，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泽东是缔造中国共产党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梁漱溟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公愤的。因此过去从来不愿认错的梁漱溟这次彻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从道理讲，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期的反动言论而说其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梁漱溟的这些检讨是真诚的，甚至在三十年后，毛泽东、周恩来也去世十多年后，当他向一些年轻后辈谈起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时，梁漱溟仍然坚持说：“当时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没有什么。他们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平静中略有几分不满，甚或有点“翻案”的企图。梁漱溟的深刻检讨，加上一些人从中游说，使毛泽东暂时放弃对梁漱溟的迫究，梁漱溟虽心情沉重，但生活条件和待遇都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在为梁漱溟说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济深和张澜。李、张二人都是梁漱溟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深知梁漱溟的为人，在内心深处觉得毛泽东对梁漱溟了解不深，之所以说出那些过火的话完全是出于误会。当时，李济深和张澜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张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们不仅出席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会议，而且在毛泽东等中共负责人面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李济深在9月l1日梁漱溟发言后，曾简单表示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但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梁漱溟时，二人虽都在主席台落坐，然都未再说一句话。他们深知，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时候，批评谁都不好。不过事情过后，李济深、张澜都没有忘记老朋友，深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担优。因而二人商定联名致信毛泽东，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继则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与为人，希望毛泽东能看到梁漱溟独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肯定看过此信，但一直没有正面答复李、张二人，但在实际行动上明显答应李、张的请求，宽容了梁漱溟的过错，使梁漱溟暂时免受指责和批判。在向毛泽东求情的同时，李济深、张澜等老朋友也通过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压，劝说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使领袖面子太难堪，要适度检讨自己的问题。于是在各方面劝说压力下，梁漱溟终于放弃自己先前几十年特立独行的所谓骨气，所谓浩然正气，发自内心认定自己不应该与最高领袖当面顶撞，此后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示好。然而遗憾的是，据可信史料，他在此后数十年间再也无缘像先前那样与毛泽东当面侃侃而谈，献计献策。他的政治地位虽然没有太大变动，但基本上已经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尽管他此后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泽东思想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