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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1)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12月15日07:271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会议摘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解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拉动消费应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所在。现在正处在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但关键是要加快收入分配的改革，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完全符合中国下一步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改善民生，就是在再分配上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民生建设既对公平有重要作用，又对改善消费预期和促进消费增长有重要作用。会议提出的这么多消费领域，都跟服务业有关。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对调结构有重要影响，也是拉动消费的基础。增加低收入群众的收入，要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协调机制，使劳动者的报酬有增长;再者就是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2财政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会议摘要】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税制的调整，减轻企业负担，激活市场活力，同时加大民生支出，提高转移支付扩大内需。此外，民生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也需要有大幅度的资金投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跟上次比较应该有所调整，更多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村水利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加快资源要素改革的财税补贴，进行结构性减税。通过这些方面的投资来充实薄弱环节，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现在的财政状况总体还是稳健的，尽管上次4万亿投资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增加了一些潜在风险。但进行清理以后，总体问题不大。现在的整体财政状况使得政府有能力、有条件也有必要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比较平稳时，总体债务情况还是可控的。如果明年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通胀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地方的债务就是可控的。但如果经济增速明显回落的话，还是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对此应保持警惕。3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微调【会议摘要】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解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稳健货币政策，今年亦是如此。但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都会有所不同，这次的灵活性可能更大，因为2012年面临与2011年不同的情况。比如在货币方面，2011年顺差比较大，但2012年就未必;此外外资流入也会减少，外汇占款会减少很多，而传统的通过外汇占款的货币投放会缩减，这就要通过别的手段来保持货币增长。此外，明年可能还存在一些难以预测的因素，比如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等，这要求政策的灵活性更大。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2012年货币政策会趋于放松，但同时应该警惕，如过度放松，将有导致通胀反弹的风险。总体来看，未来信贷政策将对在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房建设、中小企业贷款等方面施以定向宽松，但不会出现全面放松。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研究总监刘利刚：在本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央行已经调降了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由于宏观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货币政策上仍有继续放松的空间和可能。到明年上半年之前，央行仍有3-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4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会议摘要】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努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增加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加大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解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农产品价格问题，现在农产品价格相对比较低，因此要加大农产品价格的补贴，增加直接补贴。其次是农村土地，要探索农民在农村土地的收益。第三是农民工收入的问题要有所增加。关于粮食问题，我们的现状一方面是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优先关注的主要问题。而且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食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粮食产量的稳定和增加是保证物价平稳的重要条件。在这两个特定背景下，必须要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同时要实现区域平衡，要对主要产粮地区加大利益补偿力度，这一条十分重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加大对主要产区的利益补偿，是稳定粮食产量的一个重要手段。【三公支出】-热点现状74个中央部门去年集中“晒账本”，首次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对于公众一直千呼万唤的“三公”经费，却迟迟不肯露面。今年，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要求今年6月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决算报告，在中央公共财政支出决算情况的说明中，以文字形式公布了汇总的“三公”支出情况。对策此次会议要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等一般性财政支出。【政府投资】-热点现状2008年，国务院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决定到2010年年底，中央增加1.18万亿元投资，带动约4万亿元投资规模。在止住经济下滑的作用方面，四万亿也确实没让人失望。2009年，政府以9.1%的GDP增速，交出了“保八”考题的漂亮答卷，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阴影。但是，4万亿见效后，结构调整难题仍未解。对策此次会议提出，要保持适度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郭少峰苏曼丽(来源:中国新闻网)中等收入者的优势和作用于春晖2011年12月22日07:11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而扩大内需须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在社会各收入群体中，突出强调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进一步凸显了中等收入者在扩大内需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中等收入者在扩大消费需求中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中等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一般来说，高收入者会对中等收入者特别是中高收入者产生强烈的消费诱导和示范作用，使得中等收入者保持较高的消费倾向。第二，中等收入者具有扩大消费的条件。中等收入者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而且容易获得消费信贷的支持，扩大消费的条件较好。第三，中等收入者收入稳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低，对未来的信心更足。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提高，意味着社会心理预期趋于乐观，预防性储蓄因而减少，即期消费得以扩大。中等收入者在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低收入者的消费结构以中低端消费品为主体。如果一个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其低层次的需求结构对产业发展形成导向，必然使相当部分的经济资源投入到低层次的产业发展中，造成产业结构低端化，并阻滞产业升级。如果缺乏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收入差距悬殊，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呈现畸形状态：一端是为高收入者生产奢侈品的行业，另一端是为低收入者生产低端消费品的行业。这样，不仅产业结构不合理，而且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关联和互动，各种产品的替代性差，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低。只有中等收入者占主体，才能实现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良性互动、不断优化。同时，由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所占比重不大，低端产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受到限制，有利于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主导产业的高度化演进。此外，中等收入者作为最大的消费群体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从而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对于消费需求扩大和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8世纪后期到二战爆发前，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因低收入者的比重过大，在大机器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大量过剩。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普遍完成了向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转变，进入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大众消费社会，因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着力推动出口增长。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并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新方向。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在于，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高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迅速扩张，形成了对工业化具有巨大拉动作用的内部耐用消费品市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限制着我国外需扩大的空间。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该把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目前，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正在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继续扩大和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的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助于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观2011年12月16日06:42子房先生来源：中国经济网12月12日至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很多评论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不仅会助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变目前社会财富分配失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而且将成为我国未来30年从国富到民富转型的起点。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更有助于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观。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在人们收入水平逐渐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却一直呈扩大趋势。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结构呈现出高收入者少，中间收入者少，低收入者多的“金字塔”结构。这些人数较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除了一小部分能往上挤入少数的高收入阶层，其他大多数沦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者。这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内需不振，民众有消费意愿而无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打破了国人原有的价值观之后，传统道德文化中好的东西没有得到继承和弘扬，而符合市场经济价值观念和道德形态没有建立起来。当下，“我爸是XX”、“能欺骗所有人就是成功”大行其道，“黑道、白道，能挣着钱就是王道”备受追捧。阶层的逐步固化、权力的严重世袭使得教育难以跨越二元体制造成的机会鸿沟，从而导致“读书无用论”的抬头。当这样的价值观成为国人共识时，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笔者坚定地认为，“喝咖啡”的商业精英或文化精英无法形成中国的主流社会。一个国家的主流社会应该由这个国家中人数较多，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市民阶层组成，他们同时也代表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和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者，他们包括普通公务员阶层、商业白领、教师、律师、技术人员等，具有“生活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广泛使用网络等新媒体，生活水平较高”的共同特征。毋庸置疑，中等收入者群体才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由于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他们是社会中的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不希望社会动荡。最为关键的是，在中等收入者群体所占比重较大的社会里，中等收入者可以充当高低收入者之间矛盾的缓冲器。一定规模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存在，减轻了低收入者的社会压力，使低收入者看到了奋斗的目标和希望。我们知道，今年一系列旨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利民政策已经出台：将个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上调城市最低工资水平，以及不久前宣布的调高扶贫标准至2300元……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国家长期致力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时候，中等收入者也没有游离在政策之外。“美国梦”——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