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

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任世江《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中也有相同的内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脉络不是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公开出版。他在这本书中以通俗的语言、提纲挈领式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如果参照他的学术见地，新课程的这个专题根本不该冠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表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传授、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现在“文化”一词已经用滥了。严格地说，教科书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教学中就应解释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要求学生学习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的命题还贴切一些（“宝库”一词不敢恭维）。在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我们要告诉学生的实际也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变化的主线是什么？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诸多学者的意见尽管言之有理，我们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先从实际出发，解决在课程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违背历史的基本面貌。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现在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问题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基础性要求，教科书也应换个视角选择内容。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在中学讲专题，内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线索。儒家思想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看明清思想家的本质，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新旧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课程采取专题形式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使专题内的各课前后衔接、串连贯通。新课程必修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个学习模块也应互相呼应，尤其是中国史的内容，做到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儒学从孔子的思想说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各版本说法不一。人教版新旧教材始终坚持说是“仁”，岳麓版说是“仁”和“礼”，人民版笼统说：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不再深入解释。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栋，有坚持“仁”为核心说，有坚持“礼”为核心说，也有“仁”和“礼”并为核心说。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对于高中教学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把“圣人”放在哪个线索、哪个位置上加以介绍。从课程标准到各版本的教科书，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须介绍的，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从来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大到可以和皇权对抗。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正是因为宗教思想不是统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学讲古代思想专题就可以不讲佛教和道教，突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从先秦儒学到独尊儒术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丧家之犬（时下叫流浪狗）。儒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刘邦。他在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这个当初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尊师重道呢？是叔孙通让他开了窍。叔孙通用礼制操练那些与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使他们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萧公权说：“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是有根据的。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中国通史简编》）“礼”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第十一》）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他们都没有强调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孟子还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先秦儒家的尊君论者是荀子。荀子认为君主的职务重要，“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王制》）但他也没有神化君权的意思。而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以后，虽然神化皇帝为“白蛇”“赤龙”转世的说法少了，但是，至少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几乎都被描绘得离奇而有异相。比如《明太祖实录》中说，朱元璋的妈妈梦见在麦场上干活儿，有个长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药，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红光闪耀，以致邻居以为朱家失火，赶来营救，红光却又消失了。历代皇宫宝殿座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阳为位”的含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汉代之前就有，但是，将这些迷信与先秦儒学的“礼”结合在一起，却是汉代儒学的创造。胡适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孔子》）。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礼”的阐释。萧公权说：“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一事，为前人所未发。”（《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这就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发明权是董仲舒的。汉代儒学的附会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其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给君主戴上了绝对权威的光环，形成对一个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他说：“试看两千年帝制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总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称‘天纵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则称之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当社会震荡，必有‘真命天子’将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凭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重整纲纪，带领社会走出峡谷，再开‘新天’。”“以儒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臣民心理牢牢地埋下了君主为一国之主，安危所系，须臾不可离却，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他把这种现象叫“天才统治”史观。（《中国历史通论》）对皇权崇拜观念的形成，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一帮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几乎同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说将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君权神授的理论很难再成气候。因此，仅就思想观念而言，西方也很难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理学的世俗化理学是不是也沿着“礼”的思想在发展呢？理学在宋以后能够成为主流意识的原因是那些关于“理”“气”的学说吗？现行高中教材都是从“理”“气”入手介绍理学。人教版不仅没有谈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而且强调“二程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的思想”，读后的感觉是理学是论证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岳麓版虽然指出了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但并没有将此作为主线叙述。人民版说：“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公认的。那么，我们就要弄明白理学为什么起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能够成为主流思想。首先应明确的是，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当权的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学的经世致用，探讨富强之路，并不以心性仁义为要。已故宋史专家漆侠先生认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学派在北宋居主导地位。到南宋初，理学的市场仍在民间。在理学兴起100年时，朱熹、陆九渊都在40多岁正当年。而当时皇帝仍没有青睐理学，朝廷中一批权臣还对理学抱有很深的偏见，大多数读书人对理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理学仍处在边缘地位。（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二节》）朱熹生前虽然名声不小，但并不顺心，在宋宁宗赵扩禁止理学的六年里凄凉地死去。研究宋史的专家们普遍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后才渐次取得官学地位。”（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史研究》）理宗继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灭亡只有50多年学。理学成为主流意识是从元代开始的。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以伦理学为主。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并非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严谨，似乎可以这样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宋代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是理学的功劳。葛兆光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同上）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樊树志给大学生讲课反而比中学更通俗。（见《国史十六讲》）他举《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为例，说明理学从娃娃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如：穿衣要系好领口、腰部和脚部；为人子弟必须低声说话、语速不能太快；看书要正襟危坐、仔细慢读；在长辈面前吃饭不能出声，要细嚼慢咽。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这些读物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劝导民众遵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国家法令的教育内容。这些中学生不是很容易理解吗？在宋代以前，妇女对丈夫还没有绝对的依附关系。男女性事也没有严厉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秘诀》之类的房中书还可以公开传抄。像唐高宗纳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则天）、唐玄宗娶儿子的媳妇（即杨贵妃），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风波。离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妇女是比较自由的。妇女地位的变化与理学有直接关系。程颐首先发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反对妇女改嫁。到南宋时，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妇女守节。有关妇道的观念经过理学家们的鼓吹，并声言是圣贤传下来的道德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