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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三武灭佛”的共性张宝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摘要：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三武灭佛”事件。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三武灭佛”的共性。认为“三武灭佛”起因基本相同，都与寺院经济膨胀和儒佛道斗争有关；灭佛的措施基本相似，都是以行政的手段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灭佛的结果也大同小异，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三武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国发展，会受到中国特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关键词：三武灭佛寺院经济宗教冲突Abstract:Theincidentofthreeemperors’ruiningBuddhismhashappenedinthehistoryofChina'sBuddhism.We’llprobeintotheircommonfeaturesbycomparinginthisarticle.Firstly,Ithinkthereasonsforruiningarebasicallysame.They’reallconnectedwiththeexpandingofBuddhisttemple’seconomyandthecontentionamong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Secondly,themeasurestakenaresimilarbasically.TheyalladoptedadministrativemeanstocompelBuddhistmonksandnumstoresumesecularlifeandconfiscatethepropertyoftemples.What’smore,theyalsodemolishedtemplesandburneddownjossesandscriptures.Lastly,theconsequencesofruiningBuddhismarealmostalike,too.TheruiningallcausetheheavyblowtoBuddhism.However,theThreeEmperorsalldidn’trealizedthepurposetoruinBuddhism.TheruiningBuddhismindicatesthatBuddhismmustreceiverestrainingfromChinesepeculiareconomicbaseandsuperstructurewhenitdevelopesinChina.Keyword:threeemperors’ruiningBuddhism，EconomyofBuddhisttemple，Religiouscontention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发展极为迅速，但在北朝与晚唐时却几度遭受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界称之为“三武之厄”或“三武法难”。“三武”为什么会有灭佛的举动？灭佛对封建国家有何益处？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本文拟从灭佛原因、灭佛措施与结果等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三武灭佛”的共性。希望有助于大家对“三武灭佛”事件的认识。2一灭佛起因基本相同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后来随着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寺院地主经济才最终形成。①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但它的高速发展却给世俗社会的地主阶级增加了现实中的竞争机制，也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封建国家又是由世俗地主们建立和把持的，经济利益关乎根本，所以当佛教势力严重威胁其根本利益时，作为世俗地主的总代表--皇帝，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那么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危害，使皇帝们举起屠刀的呢？首先，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统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导俗”，而且其“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踨遗轨，信可依凭”。②可以说，统治阶级对寺院的布施，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参与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构成了寺院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魏书·萧衍传》对梁武帝曾有描述，说“衍崇信佛道”，大修寺院，“皆穷工极巧，殚竭财力。”北魏献文帝崇信佛教，在天宫寺建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③，浪费无度。据统计，北魏末年（528年）佛寺已达3万处，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佛寺4万处。唐武宗时共有大、中寺院4600所，小的庙宇40000所。王公贵族和富豪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对此，魏孝文帝说：“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致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④由此可见，建佛造像，浪费巨大。其次，寺院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土地政策的实施。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舍和兼并与掠夺两种手段来获得土地。无论国家还是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比如唐高祖时，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赐田40顷。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贵戚也争营佛寺。⑤另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频繁，阶级矛盾尖锐，为寻求精神寄①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第5期。②《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③《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④同上。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3托，士族地主和普通民众也将田产大量施舍给佛教寺院，使寺院田产大增。寺院除靠施舍获得土地外，还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南北朝时代，诸如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约，侵蠹贫下”①的记载时有所见。梁武帝曾下诏说：“……僧尼……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②这说明寺院在兼并土地的疯狂性上绝不亚于世俗地主。及至唐武宗灭佛前，“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③而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使自己政权稳固，都试图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劳作，尤其是北魏至唐，国家还要推行均田制，而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才能分配给农民，但寺院广占良田又必然直接影响封建政府土地政策的推行，这样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第三，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税役。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愿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④因此当“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时，出现“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实避调役”的人数之多也实在令人瞠目。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有二百万，唐武宗时也有近三十万人，这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北周武帝就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⑤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⑥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唐武宗才认为他灭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人利众”⑦的事情。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经济的发展还使寺院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甚至诱发起义，威胁封建统治，这也可能是封建政权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在僧侣中，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了统治阶层，而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这两个极不同的阶层，体现了寺院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抗关系。原先，①《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②《梁书》卷三《武帝纪下》。③《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④《广弘明集》卷二四《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⑤《广弘明集》卷二四《谏周祖沙汰僧表》。⑥《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⑦同上。4寺院可作为救济场所，然而，后来寺院的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比如北魏宣武帝针对僧祗粟曾诏：“僧祗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极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①不难发现，寺院内阶级对立关系的层次较之世俗世界更为分明。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界农民所受的并不轻。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朝时，封建政府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的仆役——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又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②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俗界农民更凄惨。因此，残酷的压迫剥削，也就激起了僧众的反抗。魏明帝时，任城王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处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③北魏太武帝灭佛，其导火线便是长安种麦寺内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④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的依附民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调役，这已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暴动时，政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僧尼还俗，严厉取缔佛教寺院的“灭佛”也就出现了。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装（僧兵），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愈大，所以说，朝廷废佛是有理由的。朝廷灭佛实际上是封建世俗地主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激化的反映，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儒佛道三教之间的激烈斗争。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①《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②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0年第5期。③《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④同上。5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的广泛传播与发展，给儒道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儒道若要抬高自身的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首先我们来看儒佛冲突。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从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入世的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而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①佛教却别有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