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

日本人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侵华日军犯下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屠城之日起，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严厉谴责，其后也始终不绝。如1938年2月11日，《大公报》社论《关于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指出：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已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态的走势。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历史家”。秦本人，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系的角力。从战时到东京审判：不争论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密如裹尸布。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中回忆：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事件”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识上接受否定论的主要成因。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话，无疑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标签。因此，日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没发生过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松井等被告均不在现场、无责任等。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京审判便基本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书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两者：一般战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四十余位，其中四分之一是为“南京事件”受法庭传唤的，足见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指控、当为“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疑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首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杀害”、“数千名妇女被强奸”。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反共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躇满志到后来的首鼠两端，其“华丽转身”不可谓不快。而这种政策转型的结果，便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南京事件”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础的一个重要成因。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大畅其销；东京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了“南京事件”；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变是在1955年之后。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封杀与斗争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2月，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党左右派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保守合同”，合并结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最大在野党的构图并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年体制”的由来。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反共、保守”的标签。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民主党开始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达，对屠杀、强奸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大阪书籍1955年版、东京书籍1964年版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19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后经过修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锯战。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日益表面化。70年代：左右对决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终于两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