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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有汉籍图册的日本文库、图书馆1、内阁文库与德川幕府藏书内阁文库为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下属。馆内所藏汉籍，基本上由幕府时代的“红叶山文库”、昌平黉和江户医学所旧藏这三部分组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和其后的德川幕府时代的“红叶山文库”。十六世纪末，关白丰臣秀吉的养子丰臣秀次随丰臣军征服关东时，将利足学校连同藏书一起运往京都。又将原藏于金泽文库的包括宋元版的全部藏书，称名寺的宋版经卷，镰仓古寺院的大量墨宝也一并带回京都。丰臣的家将们也协助秀次蒐集，将万历朝鲜战争中朝鲜半岛掠夺的朝鲜古籍和宋版提供给秀次。秀次也成为16世纪末日本最大的藏书家。1591年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位居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与秀次争夺领导权。1615年5月大今大阪之役，丰臣秀次战败自杀。秀次的藏书尽归德川。德川家康将原利足学校的藏书和金泽文库送回关东旧址，其余余下的书籍藏于自己的红叶山文库。德川本人很好学，翻刻了许多汉文古籍，如《孔子家语》、《六韬》、《三略》、《贞观政要》、《周易》、《武经七书》、《大藏一览集》、《群书治要》等。在日本翻刻的汉籍被称为“和刻本”。德川时代的和刻本主要有“伏见版”和“骏河版”。家康在骏府（今静冈市）去世后，其藏书一分为四：一部分运回江户，其余分给尾张、纪州、水户的德川氏三家。这就是所谓“骏河御让本”。尾张德川为此设立蓬左文库，纪州德川家设立南纪文库，水户德川的藏书则保存于藩校彰考馆。整个江户时代，其“红叶山文库”起着一种国家图书馆的功能，不仅从中国运来的书籍由其优先购置，诸藩也将最好的书籍进贡给“红叶山书库”如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就将其藏书中精品两万余册无偿进献。昌平黉之藏书，起源于林罗山为首的林家私家藏书。到宽正九年（1797）林述斋时代林家家塾被改组成幕府的官学以来，其藏书已变成官学附属的图书馆。明治维新后归属中央行政机关太政官属下太政官文库。明治十八年创设内阁制，此文库改称内阁文库。二次大战后为国会图书馆支部。昭和46年（1971）设立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为其下属部门之一。近几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立公文书馆行政法人化，在正式场合，“内阁文库”这一名称已经消亡。内阁文库之汉籍目录，1889年录有《内阁文库图书假名目录汉书门》二册，《《内阁文库图书图书类别目录汉书门》二册。1900年，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任记录课长时，将库内汉籍重新登陆，改称《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在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又收录字书、韵书、目录、类书、丛书，别立第五门。现行目录是1956年由福井保编纂的，名为《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目录学专家长泽规矩的指导。此目录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2、宫内厅书陵部现在称作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二战前称为宫内省图书寮。建立于明治十七年（1884），其藏书由献纳和接受两种来源。如昭和二十四年三月，一次接受的书籍仅汉籍就有18384册10568帖，以红叶山文库的藏书为主献纳较多者如古贺家之藏书（古贺精里、古贺侗庵、古贺茶溪）于明治二十二年献纳于宫内厅书陵部德山藩主毛利元次亦于明治二十九年将其中善本献于宫内省。宫内厅书陵部的汉籍藏书经神田喜一郎整理编目，分别出版有《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增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的中央图书馆，其前身是“东京书籍馆”，开设于明治八年（1873）。明治三十年（1897）改称“帝国图书馆”。明治三十九年在上野开设新馆，此后馆址一直在上野。昭和24年改组为国立国会图书馆。其藏书最初是以全国各藩的藩校图书馆为主。废藩置县时由文部省接受。馆藏并不丰富，后经购置和捐赠逐渐增加。现已有相当分量。但比不上内阁文库和宫内厅书陵部。，其所藏汉籍之目录长期未进行编纂，直到1987年才出版《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到1995年，才刊行其索引。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大学中收藏中文古籍最多的要数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都是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赔款设立的，名为京都研究所和东京研究所，均属于东方文化学院。其任务就是开展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1945年日本战败后，这两个研究所分别归属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京都研究所根据所长狩野直喜的方针，重点购置收藏以清代考据学为中心的实用图书，其中就有天津著名藏书家陶湘的明清丛书数百种，共26985册。战后又接收了松本文三郎的全部藏书，以及中江丑吉与村本英秀的旧藏，内藤湖南关于满洲、蒙古的部分旧藏。其图书馆收藏汉籍珍本、善本极为丰富，仅甲骨文片就达3600多片，龙门、云冈石窟资料5600多件。该馆出版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64、196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1979、1980）。它与内阁文库之汉籍目录《内阁文库图书第二部汉书目录》一起，成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的样本。除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其附属图书馆以及京都大学各部图书馆内也存有汉籍。如文学部，其《铃木文库》、《狩野文库》、《今西文库》等个人文库内的汉籍都相当丰富。但遗憾的是：自1959年编成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汉籍分类目录第一》以来，反映新增汉籍的新书目一直没有公开刊行。5、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汉籍，是以大木贯一、长泽规矩也、仁井田陞等藏书的受赠和购入开始，再加上一九四八年东方文化学院并入东洋文化研究所时移交的图书为基础。东方文化学院在一九二九年曾购得中国藏书家徐则恂“东海藏书楼”的藏书四万余册，在移交时图书有103,587册。至于各方捐书及购得的私人藏书以下列几个“文库”最为重要：“大木文库”，系民国初期长久居留北平的日籍律师大木干一的收藏，号“读残书堂”藏书。大木文库图书45,452册，其线装书的数量约占东洋文化研究所全部中文古籍之半，以有关法律、政制为主，很多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如官笺箴、公牍、奏议等，是一个具有特色而且研究价值极高的书藏；长泽规矩也的“双红堂文库”的三千余册，多属明清戏曲小说类；“下中文库”为前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购赠之二次大战后出版之中文图书杂志；“仁井田文库”为已故中国法制史学者仁井田升之遗书，包含许多特殊的资料，如会馆录、各种规约、契约、通俗百科文范、执照、族谱等珍贵史料；已故中国文学家仓石武四郎搜藏的古籍，最近亦由该所所购得，现正待整理中。现在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约三十五万册，以中国研究的藏书为主，其中汉籍古籍约一万种。近年来又积极搜集亚洲其他地域的研究资料。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书内容及搜书原则是以对科学研究有实用价值的图书资料为重点，宋元版之类的珍本版本并不受重视，完全是以研究为主的图书馆。该馆1973-1975年间出版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95年又出版新增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目录》。除图书以外，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研究资料尚有（一）殷商甲骨2,103片，数量仅次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分藏于世界各处的中国绘画的图片资料，以及（三）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种文书资料，包括北京、上海、苏州、嘉兴、武进等处之地主、当铺、商店资料一千余种。6、东洋文库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也是日本三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位于东京都文京区。是一个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兼研究所，1948年起成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英国人莫里逊（GeogeErnestMorrison）创立的莫里逊文库。莫里逊于1897年以伦敦《泰晤士报》通讯员身份来华，后任北洋军阀政府的英国顾问。此人从1897年到1917年的二十年间，在中国收集图书文献二万四千余册，地图画卷一千余份。这些文献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兰文、匈牙利文、希腊文和芬兰文等十几种语撰写的有关部门中国、西伯利亚及南洋各国的论著。这些论著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考古、艺术、地理、地质、动物等许多的领域，有许多的珍版善本，如马可·波罗的《东方闻见录》，莫里逊文库保存有十五世纪的十四种刊本。这些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极为重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如中国海关自建立以来的“季报”、“年报”、“十年报”，美国政府的“远东外事汇报”，英国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蓝皮书”，欧洲各国政府驻华大馆的“报告”等等。另外有五百余册中国语辞书，大都是在华的传教士们在十七—十九世纪时代编纂的中国地方方言与欧洲语言对译的各种“手册”。此外还有百十种五千余册定期刊物，这些刊物是关于中国及东亚的专门性杂志，以及欧洲各国的亚细亚协会、东洋学会的会报、论丛之类。上述资料最早藏于中国北京东交民巷，最后北京王府井大街寓所建立了以本人姓氏命名的私人图书馆——莫利逊文库，藏书约2.4万余册。大约在1916年前后，莫里逊私下进行出卖这批文献的交易，曾与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荷兰公使馆等洽商。这一消息为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此人后来为山本权兵卫内阁的大藏大臣）所知，他与当时日本三菱财阀的巨头岩崎久弥相协商。1917年夏天，他们委派正金银行的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代表，携带东洋史学的名家石田干之助等来华，与莫里逊反复磋商，同年8月29日终于以35，000英镑成交，这批典籍遂被藏于日本深川岩崎久弥的别墅中。岩崎久弥以这批从中国来的文献为基础，拨款三百五十五万日元作为基金，于1924年11月正式建立“东洋文库”。在石田干之助、榎一雄等人的经营下，东洋文库收藏各国有关东方研究的书籍相当全面。至上世纪末，藏书已达95万多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埃及、印度、东南亚等国和地区的图书资料。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之为亚洲文献的宝库，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对象的专门性的图书馆兼研究所。所藏中国珍籍有：中国方志和丛书约4000部、中国方言辞典500多册、中国家谱、清版满蒙文书籍、中国探险队报告、中国考古学资料、《顺天时报》、《华北正报》、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和其他西藏文献3100件等。其中有在东洋文库的特藏中，有五种汉籍被列为“日本国宝”。其中三种即《春秋经传集解》、《史记》（夏本纪、秦本纪）和《文选集注》，皆为平安时代（794—1185年）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相当于晚唐和五代时期，至为可贵。在日本汉籍史上，它们属于“准汉籍”。另外两种，即《毛诗》残卷与《古文尚书》残卷，皆为传入日本的中国唐人写本。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人写本有三种，皆为残卷。一种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十八大雅“荡之什诂训传第二十五”中“韩奕”末尾二句及“江汉”一首。已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另一种是京都市藏本，此卷系《毛诗正义》单疏本之残卷，今存卷第六，凡四残叶。内容乃秦风“秦车邻诂训传第十一”之中，从“小戎”末尾的“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之疏至“蒹葭”首部之疏，并“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疏的一部分及其后片断的疏文。四纸内容并不完全连续，然接近《毛诗正义》原本的面貌。也已经被确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第三种即今东洋文库的藏本。此为日本现今保存的《毛诗》唐写本中惟一的郑玄笺本。东洋文库藏《毛诗诂训传》今存卷第六（唐风）“唐蟋蟀诂训传第十”卷中有朱笔“乎古止点”及反切，偶有假名批点，此系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年）博士家所为。此卷于1952年3月被确定为“日本国宝”。东洋文库的藏书，在语种上主要分为八类：一，汉文文献，其中收藏的史类书，尤其是地方志、族谱，在国外图书馆中是仅见的。二，藏文文献；三，蒙文文献；四，满文文献；五，欧美语文文献；六，朝鲜文文献；七，越南文文献；八，日文文献。从创建到现在，文献资料的收藏已经扩张了二十余倍。这些书的来源，在战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对中国和东亚、南亚的武装侵略为后盾，在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等地进行的掠夺。例如，从1931年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