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

第1页浅析士族制度形成的原因摘要：中国古代的门阀士族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它的产生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既与统治者追求长久统治的目的有关，也与士族本身的综合素质和统治者的能力、声望密切相关。关键词：士族；士族制度；特权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发展到后来，士族成为一个累世高官、享有特权、生活糜烂的特殊阶层；国家也把家世作为选官、任官标准，即形成了维护士族特权的士族制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士族制度，近现代以来，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如田余庆的专著《东晋政治制度》；余英时的专著《士与中国文化》；唐长孺的《南朝士族的衰落》；朱绍侯的《从户籍和里伍制度中看东晋南朝的阶级关系与士族地位的变化》……都阐述了士族制度的特点、衰落等。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形成，却论述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通过士族制度形成的过程，来探讨其形成的深层原因。一、汉武帝“崇儒”政策推动了士族形成（一）武帝之前士与宗族的关系西汉政权是刘邦带领一群谋臣勇将东征西战打拼而得来的，但士人未发生重要的作用。此时高祖阵营里的儒生，如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战国时的单身“游士”没什么分别，他们除了知识之外，别无其他社会凭籍。叔孙通虽带了一百多个学生，但在天下未定之前，一直被冷落一边。唯一例外的是萧何，却有特殊的原因，他举宗从征，完全是为了去高祖之疑。我们可以从名士主父偃初期的情况得到证明，《史记·主父偃列传》记偃之言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后偃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吾或十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门。”事实告诉我们：在武帝之前士与宗族还没有打成一片。此外，如流传颇广的朱买臣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意义。其所以如此者，最根本的原因是武帝前的士未能普遍地确定地取得政治地位，因此也就不能形成士族。（二）武帝“崇儒”后士族的发展但在西汉中后期，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已经具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其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逐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文景之治”后，西汉社会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到武帝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刘家天下，他开始变“无为”为“有为”，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消除诸侯王势力，实行推恩令、酌金夺爵；为了防止地方官不力、不忠，实行刺史监察；为了防止武将权势太盛，危及政权，对武将多有防范；为了防止丞相权威过重，建立了“中朝”决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项是，为保刘家天下长治久安，采用了独尊儒术、重用儒生政策。此政策一经策定，社会上便开始崇尚儒学。之后，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儒生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们继承家学，继续为官，士与宗族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第2页列举几条士与家族结合的史实，便可明了：《史记·酷吏列传》记张汤“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调护之尤厚”。及汤死，“昆弟诸子欲厚葬汤”。疏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1]。杨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予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2]。士族在武帝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其实际变化的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族在得势之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3](P197)。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转变为士族。当时邹鲁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4]，可略见一般。读书既为利禄的敲门砖，那些有势的强宗大姓何乐而不为呢？如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5]。又如郑崇“本高密大族…祖父以訾徒平陵，父宾明法律为御史”[6]。这些便是普通强宗大姓转变为士族的确证。我们再进而一察士人凭籍政治而发展宗族财势，便可有更明确的认识。张禹在政治得势后，便极力为宗族求发展：“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7]。还有武帝时，丞相公孙贺也是如此：正和二年春诏曰“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一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8]。到了西汉后期士族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最明显的便表现在王莽“新”朝的兴败上。王莽早年即以士人而非外戚姿态出现：“莽众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归事沛君陈参，勤身博学，被服为儒生”[9]，因此一时名士如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阳等都成为他的支持者，及后执政，遂有宗族与士人结党为莽效力之事。而新朝的失败也与士族大姓有关，他采取的“复井田”、“禁奴婢”大大侵害了士族大姓的利益，最终纷纷起兵反叛。二、东汉时期士族制度的萌芽士族在东汉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士族制度也开始萌芽。为什么士族在东汉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呢？这既缘于东汉政权跟当时的士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也在于中期以后臣强主弱，政治黑暗，察举征辟选官制度成为门生故吏交结的条件。（一）东汉政权的士族基础先看东汉的建立者刘秀，他曾在长安太学学习过，称得上为士。他起事时举宗从征，如王常谓下江兵将帅：“今南阳诸刘举宗起事”[10]。到了后来就更进一步，除父族之外，往往扩大到母族、妻族。在光武集团这个阵营中，樊宏为“世祖之舅”，是母党；阴识、阴兴为阴后兄弟，是妻党；邓晨，自邓氏言亦为妻族。由此可见，东汉政权的领导集团是士家大族。再看为东汉政权建立付出血汗的功臣们：赵翼说过“东汉功臣多近儒”，曾以邓禹、耿弇、冯异、马援、窦融、寇恂、贾复、王霸、耿纯等人为论断根据。我们若对他们的身世背景加以分析，再佐以其他种种材料，合而观之即可以了解东汉政权与这些士族的关系。赵翼所谓多近儒之儒是取了狭义的意思，如扩大而用之于一般知识分子，则我们可以说，创造东汉政权的主要是士人，而这些人的后面差不多都附随着整个宗族。士族举族从征之事，我们可以从《汉书》的一些人物传记中举一些例证：冯异：“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后上书亦自云：“臣本诸生。”其为士人固无可疑。异初拒汉，后始归光武。建武二年破严终、赵根，“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賫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第3页马援：“扶风茂陵人也。……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亡命北地，遇赦，遂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注引《续汉书》曰：“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帅令，是时员（按援之兄也）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以上仅为光武朝内部，但事实上当时士族势力遍布全国：王莽末年，天下群雄并起，各自拥众割据一方，如：“东方的刘永集团、张步集团、董宪集团；北方的王朗集团、彭宠、张丰集团；西北的卢芳集团、窦融、梁统集团、隗嚣集团；南方的李宪集团、秦风集团、田戎集团；西南的公孙述集团”[3](P215)。这些集团的领袖人物大多与士族大姓有关，《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都有确切的记载。（二）士族享有的权益由以上可见，东汉兴起时士族大姓势力遍布全国。任何集团如想获得政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士族大姓阶层的社会经济利益，更何况那些武装集团本身便是主要来自这个阶层。东汉政权能迅速建立，和它在这一方面应付适当极有关系。光武帝没有继续西汉初期那种抑制强宗豪族发展的政策，况且当时士族大姓业已遍布国中，传统的移徙政策也无法推行下去，所以东汉政权对他们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其在政治、经济上享有一定权益。汉光武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胶东侯贾复“食郁秩、状武、下密、即墨、梃胡、观阳凡六县”[11]；高密侯邓禹“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广平侯吴汉“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好畴侯“食好畴、美阳二县”。其余二十四将，除杜茂源封脩侯“食本县”后坐事改封蘧乡侯食本乡外，将皆“食本县”。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银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光武帝时，“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12]。从上，我们看到了“增邑”、“封侯进爵”。封侯进爵虽在文中并不明显，但光武为东汉之始，许多士族竟然为侯，当然不是前朝的延续，而是新封。不过这些权益还没有形成士族特权。士族特权的形成与汉时选官实行的察举制出现流弊更有直接关系。（三）察举取士的弊端推动士族制度萌芽汉代选用官吏，采用察举、征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举荐制。即由地方长官推荐有德行的人为官，或直接由朝廷、官府征召某人为官。西汉创立的察举取士，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打破了宗法世袭制，使得社会上的各种人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但因其以地方察举为主，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相配合，因此，它缺乏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选士的实际效果如何，完全依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主持察举的人的素质如何而定。当社会政治清明与主持者廉洁公正时，察举有可能比较公正实施，能选拔真正的人才。但封建社会真正政治清明的时间不多，以致很快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特别是，东汉自和帝开始，小皇帝出现较多，皇权旁落，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两大政治集团：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两者相互争斗，轮流执政，政治黑暗。在这样混乱的统治下，主持选士的多是贪赃枉法之人，察举选士弊端百出。做官的不仅举亲属为大官，还通过举荐、授学、传经，使门生故吏遍布全国。门生故吏为了利禄趋炎附势，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甚至“怀大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13]。大官僚便与之结成集团，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从而权势倾天下。东汉的世家大族，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汝南袁氏“四世五公”为鼎盛标志。这些家族贵宠的取得，最初主要是靠个人才德，通过乡举里选入仕。但正如前面所说的，随着选举制度的嬗变，士族的特权初现端倪，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了一定的特权地位。第4页《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载章帝诏曰：“每寻前世举人贡生，或叫圳亩，不系阀阅。”说明章帝时“举人贡士”从阀阅门第出发的现象已经发生。王符也曾在《潜天论·交际篇》中说：“贡荐则必以阀阅为前”，说明士族已开始垄断仕途，四世三公、四世五公家族自然产生。最后形成这样的局面：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因为政治上的强势，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与劳动人口，他们各自建立庄园，通过奴隶、部曲和佃客辛勤劳作，实现田庄经济的自给自足。仲长统说过：“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14]。他将选士与“族姓”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族姓”或作“姓族”，当指士族。不过仲长统把它与“交游趋富贵之门”等庸俗行为等量齐观。说明这不过是一种社会风气，远没有形成经国家认可的社会制度。《通典·选举四》记载：沈约认定两汉官吏的选拔、任用，仅是“以智役愚”，尚未“以贵役贱”。裴子野以为两汉取士，“学行是先，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上”。这正是门阀制度尚未形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只能算是这种制度的萌芽。三、曹魏时期士族制度初步形成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以一统天下为己任。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能否得人才成为其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选材为官，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关系到政权稳固的重大课题，“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但任何朝代的选官标准，都与当时帝王的能力、威望相关联，曹氏废汉自立，有篡权之嫌，为了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就需改变之前的唯才是举选官策略，采取对士族有利的九品中正制。有了这个政治保障，士族制度开始形成。（一）九品中正制在曹氏与士族的妥协下产生1.曹氏篡权之前选官实行“唯才是举”东汉以来的以经术、德行、门第为主要内容的察举制度，到曹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