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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各地包裹一些地方区域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明显的提高。在这样情况的推动之下我国各地的政府都在政府办公楼上大做文章，不是新建就是扩建。从各地县级政府己建成或正在建设中的办公楼情况以及发展趋势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对政府办公建筑设计理念的认识。当前，县级政府办公楼的兴建有互相攀比趋势。办公楼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办公楼的规模己经与政绩之间有了内在联系，经济水平先进的县似乎都有先进的办公楼，同等水平的县与县之间也有攀比。县级政府办公楼建筑也充分折射出我国县级的行政化特征。与国外的政府办公楼比较，我国的政府办公楼的硬件条件己经基木上与国际接轨，但规模和占地而积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同级办公楼，但比较一下GDP，我国与发达国家相差还很大。这种状况一方而是山于我国的行政编制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另一方而是对政府行政本意的理解也不一样。办公楼的超前发展对政府行政行为并没有多大的积极作用，反而是不利的，尤其是一些贫困县，会强烈地刺激人们对政府腐败的追问。然而在这个建筑热潮中，咱们撇开建筑的费用开支不说，就建筑的外形和表现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往往给人们留下一个高高在上的感觉，并且以我之见，有些建筑的设计是背离时代发展的，是一个观念上的落后，以此，我想政府的职能和对外形象在新的时期应该有新的面貌，更能反映到一个政府的心理和作风，所以，借此设计探讨一下行政建筑的设计有什么新的要求和新的表现和时代的影响。如果建筑仅仅只是一门科学的话，那么建筑师的任务要简单的多，在这种情况卜，建筑师和工程师就不存在差异了。但建筑还是一门艺术，这正是建筑师存在的理由。近年来全国大兴上木，政府行政办公楼一幢接着一幢盖，从功能到形式，由里而外，逐渐形成一种近似统一的模式。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艺术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创新”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办公楼长得和别人一样。2限于政府行政办公楼自身的特点以及业主的要求，建筑师要突破这一固定的模式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有些事情再困难也是要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筑设计，其实是一种行为模式的限定或者说创造，所以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仅在于建筑木身，也在于使用它的人。3第一部分毕业设计调查报告41当今行政办公楼规划设计理念我们经常会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当设计师把一份精心准备的某政府大楼设计方案送到决策人面前时却听到了这样的评价:“漂亮倒是挺漂亮，但是似乎不大像政府”。这所谓不大像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到底应该像什么呢？似乎一段时间以，.这些东西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设计师、建筑师、规划师们。前不久无意中读到孙隆荃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颇受启发感到要解开这个谜，应该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寻找答案。中国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由“亲民”式的专制主义去组织的，这种政治具有很浓厚的家长式统治的味道，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只是一种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对后者还有教化之功能。在我国，政府是对一个地区进行管理和服务的中枢所在地，它的建筑表现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关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思想的一种物化的反应。其中又以城镇政府建筑更为典型。因为小城镇与大城市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受到国际化的影响更少，更多得会受到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既然是政府建筑那么政治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小城镇建筑设计中的政治文化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建筑设计水平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国的政治文化博大精深，不可能全面地进行论述，在此谨就和城镇政府建筑相关性比较大的几个方面进行粗浅的探讨。政教合一在西方、中东、印度一带都存在与日常生活的社会明显分立的教会、教派或僧侣集团。它们一方面是统治阶层的精神支柱，但在另一方面却常常与世俗的政权发生摩擦甚至出现政教之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政与教是混同一体的。在中国古代，代表政权的往往就同时代表“道统”。只是这个“道统”有的时候是由皇帝来代表有的时候是由士大夫阶层来代表的。在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他是天与人的媒介只有他可以代表人类去祭天。因此他同时也是天地与人间秩序的中心枢纽一一如果通过他不当的“人治”而使天下出现不安宁的局面，那么自然界会出现诸如水旱灾、蝗灾、瘟疫等等5所谓“不吉利”的现象。这种人中的反应尤为明显。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方建筑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建筑从形式上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因为作为政教合一代表的统治阶级，要通过这种形式上的“合一”来强调自己承天人一统的地位，而这种视觉形态上的相似性不仅仅局限在统治阶级的最顶层它同样在统治的各个阶层有所体现。这种深植于文化深层的历史形态，在文革时期中得到某种程度的重现。如对毛泽东当时的个人崇拜，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中国的近现代，官方建筑的形态特征与中国传统的政教合一或者对中国当代更为准确地称为“政权”与“信仰”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切断。我认为这种形式上的体现在城镇政府建筑上的体现尤为突出。因为城镇政府建筑设计中包含设计本身的东西，显然要更多地让位于某种来源于使用者的授意和目的性。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上发达国家交往的不断深入，我国建筑界、政府界同世界其他国家同行的接触共同促进了我国官方建筑思想形态的转变。在我国，个别威严方正在中国古代“政”与“正”意义相通。孔子说：“政者，正也”。至于“正”这一个字的意义《说文》中说:“从止，以止”。也就是说只有在“正”的局面下“乱”才会停止。因此，“正”又具有“乱”的相反义。至于“治”大家都知道是“乱”的反面。因此“政”就是“治”。它除了安定的意义之外，还有从上面去纪律下面的含义。而且这种纪律还必须是家长式的“人治”或“身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中国人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在这个方面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一词与politics互译。politics是指城邦(polis)的事务它具有公民自治的内容，是典型的海洋型历史发展途径的产品。西式的politics，既然是脱胎于“城邦的事务”就暗示有地方上的自由传统、基层的民主传统以及多元化权力制衡的观念。这种地方上的自由传统与基层民主观念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城市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一元化权力体制下官吏驻地，而西方的城市则是自由的城市使全体市民共有的城市。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现代的的6政府建筑更多的带有开放性，城市政府被称为“市政厅”因为厅是供大家议事的，而中国则称为“市政府”因为府首先是用来居住官员的。因此，中国的政府建筑一定要成为表率，一定要成为正的标榜。在这个方面不仅仅是城镇在我国的各级政府建筑上都有所体现。同时，传统的中国式的“政治”就是由上面“正”下面。由上面“治”下面。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去统一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应该是“治”的代名词。因此我国政府建筑所一贯坚持的特征就是“威严”。只有具备了威严感.才不失政府的身份。朴实求真，中国人不欣赏一个人有“个性”，他们只欣赏一个人“不脱离群众”。“不掉队”“乖”或者“听话”。人的思想在牵涉到社会与文化事物方面，往往是最为奇特的，即使连种花的园丁也知道：如果在花圃中多种上各种不同种类的花朵，让每一朵都盛开.那将会是一副多么赏心悦目的景象。然而中国人在人文景色方面却连园丁的道理也不讲。在全国范围的这个大园圃内只准一种东西生长，而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走出来的，则非但不欣赏，还要将之踏平。世界上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人，有的美、有的丑、有的人身段的线条好看，有的不好看，有的人即使不十分美却具有创造美感的“心理优势”，有的人即使天生美却为了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为了在别人面前表示“乖”与“听话”而以丑为荣，当然也有根本是丑还要丑人多作怪的，然而.中国人却会用群众专政的方式，将这一切差别都铲平，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穿上一致的青、灰、黑，身段好不好也就无所谓了，中国人是把“跟大家一样”制度化。而即使在有文化创造自由的国外华人社群中，不重“个性“的倾向也令他们对现代文化的贡献甚少。2．行政办公设计渊源中国人是用“人言可畏”的方式去将别人铲平的。在中国人之间一个人尽管没有做损容别人的事，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风格与大众稍有不同，那些以庸愚大众的发言人自居者就会起来指责这个人“人品不好”。中国人的“品”是由众口所定的因此“品”字有三个“口”。中国人品评人物，7虽然有时是对无耻的人的一种制裁，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为了把别人搞到跟自己的水平一样。作为个人的处世哲学尚且如此。作为公众事业代表的政府就更得如此，而这种趋同性的第一时间表现就当然的出现在了政府建筑上。尽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是如此一个需要彰显个性的领域，我们绝大多数的决策者还是宁愿放弃创新而选择复制。尽管我们有些领导者对此是开放的出发点，是希望求新求变的，但是往往由于无法克制的文化惯性和经验惯性而最终转向求同，而且这种求同还要显得朴实无华。特权倾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强烈的官本位思想的国家，传统士大夫“十年寒窗”之目的，就是为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人上人”就是做官。在中国文化中.“官”与“老百姓”是两个绝然不同的范畴。“老百姓”一词是纯粹指被统治者而言的。甚至在当今中国“老百姓”仍然具有这样的意义。只有当人们用“人民”一词的时候才将全部也包括进去。这种“官”与“老百姓”的截然划分，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被证明是一个比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强固的力量，中国古代历来都把老百姓当作是“子民”把官方当作是“父母官”，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强调老百姓必须“听话”。这种倾向与中国人的“人治”当然也有结构上的直接关联。确实“法治是成熟的个人才能玩的成人游戏”。没有“人格平等”的意向就不可能产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既然超然于特殊化的人情渠道—尊卑、长幼、亲疏—以外的人格观念很难浮现，自然就不可能导引到“人格平等”的观念。“特殊身份”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汽车上的特殊号牌，各种通行证都是这种特权思想的延续和倾向。这种特权倾向在政府建筑上也是得到充分的体现的。城镇政府建筑也往往以它特有的方式来为自己不自觉地贴上特权的标签。因此，我建议我们的设计师们在涉及城镇政府建筑的时候，应该在收笔之处不要忘记为其贴上带有特权象征的标签。壁垒森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史上惟一如此的人类社群即除了用一道长城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之外，还把所有大小的城镇都用城墙围起8来。西欧的封建时代并非如此.盘踞在城郊的封建领主的堡寨是有围场的，至于城市，有些是有墙的，有些则没有。现代之前的日本也如此—在平安朝时代甚至连首都平安京也是不设防。在古代中国则不只是大小城镇都有围墙有时连乡村也有土墙。在一个讲“和合”的“大一统”天下中，出现这种现象在表面上似乎是令人费解的。然而.我们不该忘记：在中国这‘礼义之邦里“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是惟一致天下于“大治”的梁道。而且中国人是喜欢划圈子的，这种偏好似乎已经被“中国”这两个字所决定。在周代，每一个封国都是用城墙将自己圈起来的独立山头，从宇形本身来说.“国”就是在一个圈内用“干戈镇守住一批人口。在春秋时代每一个被围住的范围的内部都被称作为“中国”。因此.当中国人终于统一了天下，并将整个天下都当作是一个大的“中国”去面对外在的世界时就不期然地筑起了万里长城以别于“四夷”。这种“锁国心态”，既可以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当然也会具体地表现在小单位之中。这种壁垒森严的思想在我国各个地方的企业、单位乃至政府的院墙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单位，都要有一个形式上的院墙以此来明确的圈定出自己的范围。如果说在很多带有“私秘性”场所院场是私有范围的界定的话，那么对于更多地担负公共职能的政府而言院墙的确是我国政府的特有形式。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曾经掀起了一股“拆围热”即政府为了增加城市道路的整体景观，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拆除原有的围墙，使院内的景观公共化。以增加区域整体的公共视觉空间，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绝大多已经拆除的围墙仅仅是被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