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闽南与南洋交通问题初探

1明清以来闽南与南洋交通问题初探摘要：闽南地区负山面海，港湾众多，海外交通素称发达。曾相继出现了漳州、厦门、泉州等名扬中外的大港，不仅带来海外的物质文化，而且输入了世界各国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至明清时期，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闽南海船一般局限于南洋海域，因此两地的交通往来日益繁荣。以漳州月港等为基地的私人海商在海禁高压下，从事遍历南洋的航海贸易活动，开辟新航路且大批闽南人移民至南洋，促进了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将丰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对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回顾闽南历史上的海洋时代，探索闽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说发挥的桥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关键词：闽南南洋交通明清时期闽南与南洋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广泛，交通便成了其中必不可少的桥梁。明清时期是闽南与南洋海上交通发展的特殊时期。由于明清时期与历代政府所持的政策不同，从而导致了明清时期闽南海上交通问题有其独有的特点。明清是福建海外交通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两朝相继实行的海禁政策对于沿海地区尤其闽南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倭寇对大陆的骚扰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而闽南一带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倭寇的入侵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廷就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改设于浙江、福建、广东。不久又罢市舶司，实行严厉的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1】，禁止私人出海贸易，只允许在“朝贡”的名义下与外国交往。而清朝也可以从史料中看出同样的禁令，“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2】。由于海禁迁界给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遭到一些闽浙官员的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开放海禁，此后清政府才有只是有限度地开放海外贸易。可无论是严厉的海禁还是有限度地开放海外贸易，闽南与南洋在明清时期的海上交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据《东西洋考》载述：“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西洋包括交趾、占城、暹罗、六坤、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吉兰丹、旧港、詹卑、马六甲、亚齐、彭亨、柔佛、丁基宜2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等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以及南婆罗洲一带。东洋包括吕宋、苏禄、高乐、猫里务、网巾礁老、沙瑶、班隘美洛居、文莱等十个国家和地区；其范围大概在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谷群岛、苏禄群岛以及婆罗洲一带。由此可看出明清所谓的东西洋即南洋。十六世纪下半叶，东南亚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来的西方殖民者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展开激烈竞争，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建立大本营后，为了打开直接对华贸易的大门，不惜动用武力侵占我国的澎湖列岛与台湾南部；葡萄牙殖民者则用留居澳门的优势，经营着对日本、马尼拉和南亚的三角贸易。而此时在中国国内，明朝政府经过嘉靖倭患的沉重打击后，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不得不考虑改变海外贸易政策，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进行出海贸易。漳州月港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式下应运而生。漳州月港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月港位于贯穿漳州平原的九龙江下游江海汇合处，其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其港道，起自海澄港口，沿海港顺流往东，至海门岛。明初，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漳州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进行非法的走私活动。月港因“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一度成为闻名中外的走私贸易港。那时，到海外从事走私贸易的漳州海商，多数是出远洋直接到日本、朝鲜、琉球及东南亚各国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民间商人。月港的走私活动很快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为了制止这些走私贸易，漳州地方官员经常私自制定出一些严厉的海禁措施。但是私人海外贸易在封建政权的高压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壮大。其实早在明朝初年，闽南沿海人民就开始冲破封建政权的海禁，“往往交通番外，私易货物”，进行走私活动。明成祖即位时也在诏书中指出：“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3】如苏门答腊的旧港是触犯海禁、逃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避难之所。从事海上走私的商人，往往结伙携带武器进行活动，以对抗封建政权的缉捕，形成众多的武装贸易集团，纷然往来海上走私贸易。这就是明代海外贸易史上的所谓的“海寇”。尤其是“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由于月港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于是明朝政府开始在这偏僻的海偊设立海防机构，以镇压走私活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知府唐九德建议割龙溪县一都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五图，并漳浦先二十三都之九图，凑立一县。由军门汪道昆与巡按御史王宗载奏请朝廷批准，赐名为“海澄县”。海澄县的设置加强了对贸易船只和贸易商人的管理，同时也为月港的开3禁做好了准备。海澄设县后的第二年，即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宣布在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海进行贸易。月港遂成为“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私人海外贸易港。此后，月港逐步发展，逐渐成为福建最大的海外贸易港，“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港”。明代的海交史料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均指出当时月港发舶至南洋有十余针路。番舶“皆往福建漳州海面地方，私自行商。”造成“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萧然”的现象。【4】月港在当时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港。月港海舶还承担国际航运的任务。明代后期从月港进口的商品种类据“陆饷货物抽税则例”所载，万历三年（1575年）仅55种，万历十七年（1589年）增加至83种，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再增加至115种。这些商品除少量的暹罗红纱、番被、竹布、嘉文席、交趾绢、西洋布等手工业品，以及番米、虾米、绿豆等日常用品，外绝大多数是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沉香之类的香料或奢侈品。这些进口香料在月港遍地皆是，如《海澄县志》所述：“水犀火烷之珍，虎魄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当地百姓不少以加工这些进口物品为业，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当时从月港出口的商品以生丝、丝织品和瓷器为主，此外还包括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日常用具、家禽和家畜等。这些生丝、丝织品和瓷器等被大量载运到马尼拉，然后经西班牙大帆船运到南美各地。其实月港开禁后，经月港申请文引出海贸易的商船多数是到马尼拉，据马尼拉总督摩加说：“他们一般在新历三月乘着季候风和晴朗天气成群结队地到来，到马尼拉的航程15或20天，售卖他们的货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也说：“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漳州出发，有时是四艘、五艘、十艘或更多在一起航行，好像是事先约好似的。”每年从漳州到马尼拉的商船数波动较大，据威廉•舒尔在《马尼拉大帆船》一书中的估计，从20艘到60艘不等。由于频繁的海禁、以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荷兰殖民者的掠夺等各方面的原因，月港逐渐衰弱，但它在闽南与南洋海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标志着我国历史上持续近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促进了闽南地区以至于沿海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繁荣、加强了闽南与南洋的沟通与交流，同时移居南洋的华人为当地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印度尼西亚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左约在1955年访华时，曾多次提到这点：“自从中国具有冒险精神的远洋帆船第一次开通了两国间的航路以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就一直是友好的邻邦。”“中国的航船不仅带来了货物，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4者。他们在我国定居下来，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直到现在，我们许多岛屿上还保留着这些中国文化的精华”。在漳州月港沉寂后，闽南崛起了另一个港口——厦门。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出海口，与澎湖列岛及台湾岛隔台湾海峡相望，港域宽阔，附近又没有大的江河卷带大量泥沙而下，不易淤积，所以航道水深。虽然每年7~10月间受台风影响，但因港湾深入陆地，避风条件比较好，只要有所防备，可以避免或减少风灾损害。而且由于纬度较低，气候温和，冬季没有冰冻，是一个天然良港。背北面毗邻泉州，宋元时期刺桐港繁荣时，与南方往来的船只都经过厦门外海洋面，并在厦门附近岛屿避风。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而福建沿海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不能自给，需依赖浙江、广东等地供应，所以，自宋元以来，民间以贸易为生的人数较多。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实施，使福建粮食供应紧张，米价高涨，人民无以为生，只好冒禁出洋市贩。这些私自从事远洋贩运、贸易的商人，为求得海上的平安与互相照顾，常常是几十艘商船结队同行。走私商人为了生存，必须对抗官兵的追捕与屠杀，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形成走私集团，明王朝称之为“海寇”。其中最为著名的海商集团是郑芝龙集团。明末由于漳州、厦门沿海走私贸易兴盛，嘉靖九年，明政府在海沧设安边港，这是专门盘查来往船舶，维护边疆安定的机构。嘉靖三十年，又在厦门曾家澳设靖海馆，靖海馆配备了缉私船队，经常在海上往返巡逻，但并不能遏制走私现象。到了隆庆元年，民间贸易蓬勃发展的形式迫使明王朝正式取消海禁，月港被设为对外通商港口，设在厦门的海防港被改名为督饷馆，管理商船出入海外，这是厦门港最早设立的港口管理机构。厦门商港地位的正式形成是在郑成功抗清时期，当时郑成功为了对抗清朝的物资封锁，实施了以开发厦门港为中心的“通洋裕国”的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海外贸易的对象主要是以日本和东南亚为主，直接通航的港口有日本的长崎、印度尼西亚的咬唊吧、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暹罗、东京、广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的柔佛和北大年、菲律宾的马尼拉等港口。郑氏政权还开辟了一条三角贸易的航线。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厦门港呈现舟车辐辏、繁荣兴旺的气象，大陆出产的丝绸、瓷器、铁器、食糖，台湾出产的鹿皮、樟脑等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汇集到厦门港；而从国外运到厦门的物品则有100多种，这些外国产品大多通过走私商人运销全国各地。厦门港成为国内外航运、贸易的中转站，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心。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进驻厦门。次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厦门的海外贸易再次兴盛。这一时期，东南亚仍然是厦门主要的贸易对象。雍正年间，厦门已经形成设施齐全、管理有序，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港城市。当时厦门港有东洋、东南洋、南洋和西南洋4条国际航线。菲律宾是厦门商船往返较为频繁的一个东南亚国家，自乾隆四年5至十年的7年中，厦门到达马尼拉的商船共计41艘，平均每年也有6艘，占这7年到达马尼拉的商船总数106艘的39%。这一时期厦门与吕宋贸易繁盛，吕宋来船经常携带银元前来采购瓷器、条石、方砖等物品。康熙末年，清鼓励从东南亚，特别是从暹罗进口大米，促使了厦门和暹罗之间的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嘉庆元年(1796年)，厦门港成为“通九译之番邦”，“远近贸易之都会”，与厦门往来的东西洋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光绪六年(1880年)，英商太古公司在岛美路头北侧建造太古趸船码头，码头前沿设有栈房式趸船1艘，靠泊能力500吨；后方陆域建有太古栈房6间，总仓容1066.3万斤，成为近代较为先进的综合性码头。海后滩筑堤工程，填平拆毁古老渡头和“路头”，重新建造了大小码头28座。厦门港的发展也促使了闽南人的大量出国。明初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不仅出国贸易，而且大量定居在东南亚。明成化年间，晋江安海镇曾有人去真腊、暹罗。15、16世纪初，暹罗京城阿瑜陀耶内有一条中国人聚居的“奶街”，以广东的潮汕和漳泉人居多。明代晚期，特别是隆庆元年取消海禁后，闽南人出洋谋生的人数大增，因菲律宾靠近闽南，前往定居的人数更多。明永乐年间已有厦门人侨居吕宋，此后南渡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越来越多。清取消“海禁”，并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后，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