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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硕士研究生艺术学论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论之比较学院（所、中心）艺术与设计学院专业名称艺术学研究生姓名聂瑜学号1200902091导师姓名蔡正非职称教授2010年5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模仿论之比较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西方美学第一人,他创立了对话体形式,通过争辩,探讨问题。师从苏格拉底的柏拉图秉承师门,用对话体的形式写出了第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而师从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却继承和批判了先师的思想,他对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变化进程和变化法则的真知灼见使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相形见绌。要了解西方哲学和文论,不能不读柏拉图,因为他是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作为柏拉图学生的亚里士多德在许多方面与他的老师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胜过他的老师。在亚里士多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两人的身后聚集了他们各自思想的继承者或追随者,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争议就从那时起就延续了上千年,构成了西方思想史的主干。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文艺观的核心———摹仿观的不同古希腊中的“摹仿”一词(名词写作mimesis,动词写作mimeisthai)大概起源于远古希腊时期宗教祭祀典礼的秘仪活动,其原始含义是指巫师所表演的舞蹈、音乐和喝诗等祭祀节目。公元前五世纪,“摹仿”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从祭典领域转移到了哲学和技艺领域。“原子论”派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我们在技艺中摹仿自然,亦即在织布时摹仿蜘蛛,在建房时摹仿燕子,在唱歌时摹仿天鹅和夜莺。苏格拉底对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形式的特质进行了思考,认为它们摹仿我们所见到的事物现象,因此摹仿是这类艺术形式的基本功能。“摹仿”说在西方美学和文艺批评史上作为核心概念雄踞两千余年。柏拉图建立起一套哲学体系,理念论(Idealism)是他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他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政治和伦理哲学支配他的文艺观,从这个层面上讲,柏拉图的文艺观便注定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比如说,柏拉图只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益,否定文学艺术的情感部分,就是一种片面的错误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既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作品的整体概念、内在本质和规律,兼顾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其在认识论中和叙述字中都拥有相同和不同的解读。柏拉图认为诗人画家的摹仿只触及灵魂中的低下部分,与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无补于城邦治理和公民道德,败坏社会风气。而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迥异于柏拉图。在他看来现实事物包括人的活动,就是真实存在,诗摹仿人的活动,也就是在创造艺术真实。摹仿不只是映现外在形象更是人的一种求知活动,以形象方式获求真理,形成关于人自身的创新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是对柏拉图摹仿说的一种扬弃。柏拉图心目中存在着三种世界:一是“理式”世界;二是反映理式的、自然的、或人为的现实感觉世界,这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第三种世界又是第二种世界的反映,诸如水中和镜中的影像以及造型艺术之类。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有三种床和床的制造者,第一是神创造的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是床的真实体;第二是木匠依照床的理式仿制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是画家摹仿世间个别的床所画的床的图形,绘画的床实际上等于“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床的真实体“隔了三层”。这样,从“理式”论的原则出发,柏拉图概括出艺术的基本特征即对现实感性世界的摹仿,它不可能超越这理式的摹本而直达理式世界,从而无法揭示出潜藏在理式世界中的真实和绝对的美。“画家只是现象的摹仿者,而不是真理的摹仿者,他的作品越好,欺骗性就越大。这种艺术以现象为媒介,在复制事物外形方面具有无穷的能力,因为它的目标只是欺骗”。柏拉图认为,不仅绘画,诗也是如此,“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对于这种摹仿柏拉图又从认识论方面加以说明,他说对于同一件事物,近看和远看是不一样的,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也不一样,艺术家正是利用了我们感觉中的这个弱点制造假象,在感觉中有些事物既是大些又是小些,即是重些又是轻些,可是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相反的情况,所以感觉属于灵魂中低下的部分,和灵魂中高级的部分——理性相去甚远。诗人、画家只是打动了灵魂的低下部分,“摹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中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柏拉图承认诗人用的语言、韵律、曲调等的魅力是巨大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诗人只知道事物的表面现象,既无对事物的真正知识也无正确的判断,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以为悲剧诗人和他们的领袖荷马知道一切技艺,知道一切有关人间善恶以及神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真正知道他所描写的这些事物呢?他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既能制造那些被仿造的事物又能制造它们的影像,他当然宁可制造真正的东西而不愿去制造假象的东西了。荷马虽然讲了许多治理城邦、战争和教育的事情,但是他可曾将哪一个城邦治理好了,像莱喀古斯和梭伦那样有功呢?他既没有指挥和打赢过战争,也没有过精巧实用的发明,可见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并不知道真正的东西,与画家一样,诗人对他所描写的事件的真正尺度一无所知,对善与恶的尺度一无所知,在柏拉图看来,“摹仿感性现实的功能之卑贱,不仅使视觉艺术和诗降低到技艺水平,甚至还使这些功能处于技艺的最低一个等级,比高尚的手工艺还要低贱。”总体来看,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摹仿就是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被动的,忠实的抄录”,“摹仿并不是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亚里士多德在讲到诗的起源的时候,将其归结于摹仿的本能和摹仿的快感:“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其原因也是由于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从孩提时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是最富有摹仿能力的动物,人类通过摹仿获得最初的经验和知识,摹仿实为一种求知能力,正是由于这一点,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即强调指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并进一步申述说: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这种求知性的证明,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正是人,在各种感觉的基础上形成记忆,所以比其他动物更聪明,更善于学习,从而在记忆的基础上形成经验,随之也产生了包括诗等文学艺术在内的技艺。摹仿是人类求知本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摹仿产生的艺术是以形象方式认识实在,通达真理的特殊求知活动,柏拉图认为由于摹仿而产生的文艺是与知识相互对立的,仅仅是虚幻的幻影,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摹仿自然的同时也就是获得知识,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两人是对立的。两种摹仿观的不同主要来源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两人采取不同的哲学思想,由此而生的文艺观就不同,而作为他们文艺观核心的摹仿观也就不一样。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用“摹仿说”阐明他的文艺观时,他也是在对前人的思想作扬弃,是在重复并完善前人。但是,我们依然要欣赏他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