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

浅论南宋理学兴盛的原因摘要：理学是宋明时代儒家哲学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指导思想。两宋是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兴起于北宋，鼎盛于南宋。宋室南渡之后，虽偏安一隅，而思想发展却呈现繁荣景象，其中原因值得探究。理学在南宋发展之所以呈兴盛势头，除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外，还与统治者的扶植及理学家的推动有极大的关系。在各种因素的交织推动下，理学最终被统治者所承认，确立了官学地位。关键词：南宋；理学；兴盛；原因理学指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致力于探讨性、理、道、器等问题的哲学思想。北宋时，在思想上占主导地位的王安石新学等流派，至南宋渐趋衰落。而程朱理学则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特别是孝宗至宁宗期间，可谓理学的极盛时代。理学家陈亮在《送王仲德序》中曾说，“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以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自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1由此可见理学影响之大，阵容之盛。从南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大力推行理学，《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说：“宋元明清七百多年，儒家出现了真正‘独尊’的局面，程朱理学成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范文澜先生也说过：“理学供给统治阶级更精妙的压迫工具，比汉学讲礼讲阴阳五行精妙得多”。3可见理学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的统治根深蒂固。理学由北宋的民间学派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其兴盛发展的原因复杂多样，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一、适应了时代思想发展的需要(一)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破坏西汉武帝时期儒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推崇，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指导地位，传统的“天命观”宣扬天命是上帝的意志和命令，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君主是奉上天之命，代天理政，君权天授。这一观点一直让广大人民深信不疑，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时期，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统治者观念比较开放，对各家学说发展的政策相对宽容，从而出现了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加之佛、道二教的思辨思维方式超过了传统的儒家学说，从而使传统思想开始出现转折，儒学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这样一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封建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丧失，《宋史·忠义传》记载：“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4传统的“天命论”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皇帝与天同齐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君主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日趋下降，发展到唐末就直接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直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才重新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面对混乱的伦理道德思想，统治集团1[宋]陈亮.陈亮集.卷十六[Z].北京：中华书局，1974.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445.3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89.4[元]脱脱.宋史.忠义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1页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加强思想领域的统治，要重儒学，修礼乐。(二)理学的时代进步性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宋王朝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极力提倡重整伦理纲常，理学正是在这种历史需要下出现的。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内部团结，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儒学思想家们抛弃了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哲学方式，挖掘出儒学体系中可继续利用和发挥的内容，同时吸收了佛、道二教中宇宙生成理论、佛教平等思想，使儒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强了儒学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理学的“天理观”便应运而生。“天理观”是宋朝理学家提出的，二程、朱熹、陆九渊等所讲的天理，不同于以往的“天命观”，他们认为天理是自然与社会的最高准则，天理与人理联系，天理是封建社会永恒不变的最高准则，二程曾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6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天理的体现，天与人是合一的，圣人遵循天理治理天下，也是圣人奉天理物之道。朱熹的天理观是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主张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天理是宇宙间最高主宰，也是万物的最高原则，治理天下也须遵循天理的准则。“天理论”比“天命论”要进步，这是因为理学家的天理，它是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象征，只有天理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应服从天理，服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理论，无形中就对统治阶级给予了限制。理学家在“复天理”的时候，又提出了“灭人欲”。朱熹曾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7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主张“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8只有自觉地、完全彻底地服从封建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才算符合人的本性，若有丝毫的背离，便是人欲、异端。理学家的这一主张，并非主张禁绝一切人欲，他们的“灭人欲”，主要是灭“私”欲，即一切有碍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过度纵欲行为，这一观点，客观上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人民有利。因为限制了地主阶级的纵欲行为，就会使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适当减轻，当然，理学家们只是希望劳动人民放弃改变自己被剥削地位的愿望，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但比起残酷的毫无人身自由的农奴束缚，却要进步得多。(三)理学实现了思想上的革新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理学家们又提出了“正心诚意”的主张。“正心诚意”的主张是儒家思想家们对治理封建国家所做出的一个重要总结，朱熹曾明确指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9“天下之事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10“正心诚意”思想的提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宋时，在朝政危机和民族危亡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纲纪和道德风尚，在社会中具有绝对支配地位，影响力极大，确实是大根本，理学家们希望统治阶级加强伦理道德的约束，以此来挽救政府的危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必需的。同时理学家们还提出“为政以德”的思想，要求君主要遵守前王之道，推行仁政。用仁德之心来处理天下国家的事情，并且强调君主行仁政，必须修君德，以仁德之心去感化人民，以身作则，使人感化，这样人民就会拥戴君主，这些思想观点的提出，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时代环境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是符合时代思想潮流及上层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四)理学的恤民主张为广大民众所认同5[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2004.6[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2004.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Z].北京：中华书局，1986.8[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Z].北京：中华书局，1986.9[元]脱脱.宋史.朱熹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10[元]脱脱.宋史.朱熹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2页除此之外，理学家们在政治上把古代的王道、仁义与“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抬高，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11朱熹等理学家还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自己的官任上做一些利民的事情。尽管说他们恤民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以保证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谋求封建统治能长治久安。而在客观上，却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保护。理学家们的这些理论及主张，与那些不顾百姓死活，只图自己享乐的贪官污吏相比，要好得多。从整体上看，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是相适应的，它是符合时代思想潮流及上层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当然，它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消极的一面，但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中，消极面只是次要的，不占主流。二、统治者的扶植及需求(一)宋高宗时期的现实需要南宋建立初期，宋高宗赵构以及御用文人们，为开脱其父徽宗痛失半壁江山的千古骂名，出于政治需要，便千方百计把全部罪责归咎于徽宗朝宰相蔡京，而蔡京是北宋新学思想家王安石的学生，因此，王安石便被视为千古罪人。“立雪程门”的杨时，最早嫁祸于王安石，他认为“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并认为由于王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12才有今日之败，此说既维护程系理学的正统性，又与当时统治者高宗的口吻相一致。绍兴年间，高宗对王安石给予定性，全盘否定，“安石之学杂于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13不仅认为亡国之祸“生于安石”，而且从学术上彻底否定“新学”。因此，当范冲修改神宗、哲宗“两朝大典”时攻击王安石“尽废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安石”，高宗极表赞赏，称为“极是”。14在否定王安石新学的同时，高宗明确提出倡导程氏之理学，一些政客甚至利用新学、程学的学派之争，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奸臣秦桧就是最先利用扶植理学派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这样，理学在政治上得到扶植，地位随着上升，一些大臣们的推波助澜使理学得到推广。秦桧本好王学（王安石新学），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也及时见风转舵，不惜竭力拉拢与扶植理学人士。绍兴元年（1131年）八月下旬，秦桧由参知政事升任右相的次日，即给理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程颐赠官为直龙图阁，制词称他“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理学派为“高明自得之学”，暗指王安石新学派为“曲学”。15同年九月吕颐浩任左相后，秦桧加速起用理学家与有关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一时间形成以大理学家胡安国为首的“桧党”达二十多人，他们“布列要路，党羽既植，同门者互相借誉，异己者力肆排摈”。16绍兴四年九月，赵鼎任宰相，又培植理学派，当初被称为秦桧党羽的理学人胡安国、刘一止等多人再次被起用。次年科举时，在当时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赵鼎打着“许用古今诸儒之说”17的旗号，凡不用理学学说的举子一概不录取，史称：“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18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零八[Z].北京：中华书局，1986.12[元]脱脱.宋史.杨时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7.1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Z].北京：中华书局，1999.1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Z].北京：中华书局，1999.1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六[Z].北京：中华书局，1999.1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Z].北京：中华书局，1999.1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Z].北京：中华书局，1999.1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Z].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3页绍兴七年（1137）正月，吏部侍郎吕祉在给高宗的奏书中，指出王学遭排斥，理学受尊崇的现实：“臣窃详程颐之学，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为入德之要，……近世小人见靖康以来其学稍传，其徒杨时辈骤跻要近，名动一时，意欲歆慕之，遂变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则曰：此伊川之学也。其恶直丑正欲挤排之，则又为之说曰：此王氏之学，非吾徒也”。19吕祉虽然在这里抨击的是新学和理学之间排斥异己的行为，却正给我们提供了理学与新学当时地位上的差异，程系理学正是因为适应了南宋初年特定现实条件下的政治需要而成为统治集团利用的工具，再加上杨时、胡安国等人在学术上、思想上与统治集团的政策相呼应，由此取得了政府的支持，从而使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终于在孝宗朝出现理学集大成的局面。(二)宋孝宁时期的理学极盛由于孝宗时期是南宋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在学术上也一改高宗时树一派打一派的做法，加之政治上比较清明，因而形成了有利于百家争鸣，各学派自由发展的学术环境。南宋后期的著名学者黄震称颂说，孝宗“乾（道）、淳（熙）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孝宗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