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

晚年陈独秀：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陈独秀的一生起起伏伏，促使他的思想不断变化，而晚年对于政治问题和世界形势的思考，虽然正误交织，但凝结了其一生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力求做到“同情的理解”，揭示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多面性和深刻性，纠正长期以来人们（不论是出于哪一种理论立场）对于陈独秀的简单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为例，探讨革命派知识分子的困境。本文所限定的晚年陈独秀，是从1927年陈独秀离开中共领导岗位时算起的。如果说，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成功的报人，中年的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党人，那么，晚年的陈独秀则在时代舞台的角落里成了一个哲人，而在此过程中起到催化作用的，则是托洛茨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陈独秀“思想简单”的常见评论，对于晚年陈独秀是不适用的。并非巧合的是，晚年陈独秀的思考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和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思想至少在目标上是相当一致的，虽然陈独秀的表述带有他惯常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一、陈独秀的自我认识：“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在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屡次谈到自己对于“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妥协，以至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崛起：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亦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沉痛的语气和反复的自悔，不得不给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些错误？仅仅是如同当事者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因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中共的缺乏经验吗？如果说是缺乏经验，那么，缺乏的究竟是什么经验呢？中国共产党初生后不久，即借助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在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中开展工农和学生的群众工作，将社会运动逐渐引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事业中去。对于中共来说，这是一种鸠占鹊巢、借力打力的策略，对于国民党来说，中共的存在则如同一个特洛伊木马。国共关系若处理得当，双方在实力上发展得旗鼓相当，则双方共赢。然而，在国内外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任何的美好设计似乎都注定会落空。陈独秀作为年轻中共的总舵手，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可谓鞠躬尽瘁。他出于对于政治形势的敏锐嗅觉和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组织的爱护之情，数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共应独立开展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在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然而，共产国际出于维护苏联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加上轻视中共的能力，以种种理由拒绝中共脱离国民党。最终，这造成了国民党对于革命分子的大肆屠杀，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相继遇害。因此，当1927年共产国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把大革命的失败和工农运动的挫折归咎于中共领导层尤其是总书记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误时，陈独秀不得不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当他在1929年前后看到托洛茨基曾在二十年代与斯大林激烈争论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并反对共产国际的违反国际共产主义精神的指令时，就好像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灯塔。托洛茨基的理论大大开拓了陈独秀的视野，并深刻影响了晚年陈独秀进行反思的方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则使陈独秀进一步调整了对于当前局势和革命任务的认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暂时挫折虽然使陈独秀远离社会运动和党派政治的前线，但也使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五届总书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有机会进行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但是，大革命失败的打击对于陈独秀来说始终是刻骨铭心之痛，之后几次想重整旗鼓的尝试也都因为内外交困而难以成功。晚年的这些经历使他在形势估计和策略制定上越来越倾向于“低调”，并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考茨基式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这种低调究竟是出于对于现实情况的理性分析，还是出于遭到重大挫折后的谨小慎微呢？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吧。1937年7月，在狱中所写的《实庵自传》的开头，陈独秀就为自己的一生定了基调：……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的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而出狱后，虽然辗转奔波为奋起上下全国抗日的决心而呐喊，但陈独秀依然公开承认：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这种不甘心失败的语气，我们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亲密战友胡适那里也同样听到过，虽然在五四运动之后，两人在政治上就各奔东西了。胡适在临终前一年的话似乎更为悲观：我的生日快到了。当我回顾过去四五十年的工作时，我觉得好像有某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把什么东西都完全地破坏了，完全地毁灭了。二、陈独秀是“终身的反对派”吗？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陈独秀的研究逐渐在打破禁区，但是在“为陈独秀平反”总目标的引导下，在“告别革命”的学术气氛中，对于陈独秀的解读往往被某种片面而错误的视角所限制。由于晚年陈独秀思想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从托洛茨基主义到自由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理论立场似乎都能从中找到支持本方解读的根据，从而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这导致对于晚年陈独秀的研究非但没能起到拨云见日之效，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神话和误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无论赞扬还是批评，人们大都以为陈独秀晚年表达的政治观点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这种观点当然是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的学术氛围的产物，不过也可算作是一种历史的回声，在胡适在1949年4月离华赴美的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写的序言中就有这样的声音了：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其实在2月23日，胡适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的确，就原则而言，晚年陈独秀对于民主、尤其是对于政治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强调，以及对于任何形式的独裁的否定，都与胡适本人的意见十分接近。然而很遗憾的是，这样的片面解读仅仅是断章取义的结果，如果不说是强加个人主观意愿的话。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解读一直没能跳出其自身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的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胡适公开发表的文字显然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不难想到，在远赴美国的航船上，胡适发表对于陈独秀遗作的评论，显然是针对刚刚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选择性地摘取共产党创始人的一些语句以作出符合自己立场的解读，从而起到贬低共产党的作用，这才是胡适如此高调评价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目的。胡适对于陈独秀政治观点的真实看法，其实自从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坚持“谈政治”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基调，自此未曾有过大变。1961年8月28日，胡适在致台湾学者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与胡适的观点不同，在1941年后与陈独秀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在《记独秀》中这样写道：虽已为×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陶希圣的近距离观察显然更具可信度，但他宣称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藩篱”，并且暗示民族思想和民主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的，也明显是带有政治目的言论。陈独秀在晚年曾无奈地接受胡适给予的“终身的反对派”称号，这在胡适、陶希圣等很多人看来，意味着陈独秀晚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走上了自由主义的民主改良之路：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只要我们看看陈独秀晚年的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胡适和陶希圣的错误观点就会不攻自破。而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陈独秀最后意见中的最后意见——写于去世前两周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最后的文章中，陈独秀确实“不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来重新估计了苏联，但其得出的结论在基本立场和长期战略上表现出了与托洛茨基派的高度一致。在长期战略上，陈独秀期望通过未来的世界革命来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而在现实政治中，则一如既往地站在他1927年以后的立场上，既反对国民党、同时也批评中国共产党：被压迫民族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销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资本帝国主义的两个支柱。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经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无论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资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第二国际只企图在资本统制之下，从事改良运动，所以不曾计及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因为它是资本帝国主义支柱之一。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社会主义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变质，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货币制度及国家制度并立的，到此时还有什么被压迫民族存在呢？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