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达善1260100171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几点论述邓达善126010017关键词: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中体西用、国粹派等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其特色为重视已建立之体制并试图加以维护,并且尊重传统,视传统为不同时代所累积的智慧结晶。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变革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中体西用”论及其实践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另方面又在批判异质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异质文化,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中西文化的调和、互补,所以它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系统文化思想。文化保守主义有两大理论基础: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文化现象,是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从思想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文化保守主义是现代化世界进程的产物,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从宏观上邓达善1260100172说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结果;从中观上说,是原生内发性现代国家对外扩张与民族文化的传承相冲突的结果:原生内发性现代国家对外扩张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产生的主动刺激因素,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产生的被动反应因素;从微观上说,是中国“道统”意识续统和传延的结果。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康有为晚年思想和晚清“国粹主义”,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在“中西文化观”上,表现为“中体西用”;在“古今文化观”上,表现为“返本开新”;在政治变革立场上,表现为改良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在道德实践中,表现为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将文化保守主义的精髓首次明确示人。这一表述的产生,不是个人的一孔之见,一思之得,而是一个时代的认识成就和一代精英的思想趋向。冯桂芬首倡“中体西用”不是偶然的,而是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条约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冯桂芬并不孤独,由条约制度缔造的一群“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即处于中西文化融通与冲撞前沿地带的一批士人,与他一起成为“中体西用”的倡导者。“一般地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不相统属的异质文化系统发生冲突和交融时才会发生的文化现象。特殊地说,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所作出的回应。”“中体西用”论作为“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思想策略,宣告了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发生。,“中体西用”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面旗帜。在它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推进,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换句话说,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是沿着两条路径演进的:一是“中体西用”论的内在演进,二是从“体用二元”论到“体用不二”论的演化。1898年5月5日,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共24篇。邓达善1260100173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洋4万余言的《劝学篇》以此为基调,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贯穿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猛烈攻击维新派的“开议院、兴民权”学说。在封建主义文化充斥的近代中国,“中体西用”是唯一能够容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就无所依托,就进不了中国的大门;而没有“西用”,“中体”则无法注入新的活力,得以苟延残喘。因此,它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中国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阶梯。“中体西用”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在利用“西学”、维护“中体”的过程中,对西学的认识是不断扩展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者──地主阶级洋务派,出于实际需要,把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按照“西用”的原则,引进了一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同时也吸引了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这在客观上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此外,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转变,又培养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文化保守主义者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反省意识,他们在维护、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或多或少的批判。“国粹派”就批判过“君学”,认为“君学”作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群众的工具,一是为君主专制张目,二是窒息学术和思想,三是开士人利禄奔竞之途。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作过揭露,指出:“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虽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病症,这病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两千年。我们若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那更何话可说!若还舍不得,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现代新儒家则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为参照系,探讨了我国为什邓达善1260100174么未能取得这方面成就的原因。他们认为,儒家中的“内圣外王”之学中的“内圣”一项是完美联社无缺的,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和意义,但“外王”一项却显得不足,影响和阻碍了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开花结果。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既维护传统,又不失其文化反省和批判意识的现象,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思想特质。批判西方文化,这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基本文化取向。文化保守主义者批判西方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物质文明”,而“精神不文明”,西方人虽然在物质享受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精神生活则痛苦甚深。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应当承认,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有其合理性。西方近代文化在其演化的过程中的确是弊端丛生,人的异化现象十分严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分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协调发展。就此而言,文化保守主义者要比那些全盘肯定西方近代文化,甚至有意为其美化的“全盘西化论”者理智得多,也高明得多。“国粹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弊端进行过揭露和批评,他们指出,在以财产多寡为基础的西方议会制度下,选举出来的议员不外是一些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豪右”。由这些平常就以欺压百姓为能事的“豪右”组成的议会,也只能是一个“从事党争”和“压迫平民”的机构,根本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国粹派的出现反映出一种深刻的文化、民族危机感。,表达了要求保持民族特性和提倡民族精神的主张。国粹派倡导国学,想以此激发学人与民众的民族自尊与保国之心。对于国粹派而言,选择保守主义立场,大多是认识到了一国文化的延续、传承与发扬关系到国族的存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国粹、国学、国魂数词的相继出现与通用流行也反映了这一点。国粹派往往因其派别的名称引起后人的误解,认为他们的文化立场是僵化保守的。事实上,国粹派主要成员多为对国学有较深造诣的新型知识分子,国学功底深厚的同时也受到近代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相当的近代思想倾向,多向往民主制度,并在复兴古学中多有创新,故决不能与守旧等同。邓达善1260100175其提倡国粹,也决无闭关自守之意,许守微即有“国粹无阻于欧化”之说,派内人士亦积极引介社会学、进化论、以及西方政治学说。“清末国粹主义实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同时又要对抗过度的西化”,“既保存传统,但又激烈的批判传统。批判传统是因为要重塑传统。”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下,持一种保守主义的态度。如果没有足以服人的理由,是无法在社会上有所影响的。西学的优势无庸质疑,对本族文化已有极大疑虑。在国粹派的主张中,学术、国家、民族三者勾连甚深,以国家民族两大时代主题唤起人们对中学的注意。要使中学本身有说服力和入世之用,就必须对现存的学术进行改造。君学国学的划分也可说是一种手段:我国本身的学术传统是没有病的,有病的是君学而已,“君学”为学术的无助于国家兴盛的现实,甚至直接为当时国力衰疲、难应外敌的现实承担了罪责。剩下的事,则是真正的学术传统,即国学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对现代化过程所出现的人的异化、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意义迷失、传统文化式微等现象的历史性反应。在西方,它并不被视为一种守旧反动的思潮,而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纲领。文化保守主义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优长,也认识到它的流弊,既熟知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也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有其设想。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性的改造转换,以为建设新文化的根基。文化保守主义推崇改良,秉持稳进的改革策略。这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有序性的倾向是一种平衡和纠正。这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有其意义的,矫枉则过正。我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深知我国之问题源于上千年,文化体系,统治结构的积垢,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福泽谕吉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可是并不能马上将日本带上一个现代国家的道路,反而在极端道路上越走越远。激进分子主张完全舍弃过去,再起炉灶,新文化运动曾有人主张废除汉邓达善1260100176字,以拉丁字母代之。我国之文化,有其糟粕所在,但也一定有其精华为他民族所仰慕。此文,即是我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对晚清动荡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想和崇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既不能止步不前,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在时代中平缓、平稳、平心静气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