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晚清诗人朱琦诗歌的思想内容摘要:朱琦的诗歌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的诗坛上独树一帜。与他同时期的著名诗人何绍基评价说:“近海内能诗者,以伯韩为最。”朱琦学诗早年效仿白居易,后又学习杜甫,旁及韩愈及北宋诸大家。他的诗以叙事见长,长篇巨制,纵横跌宕,于峭劲的铺叙中寓奔放之势。朱琦是一位关注现实、关心民生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抒发爱国情怀和政治主张,反映民生疾苦以及表达天涯知己的感情。关键词:朱琦;诗歌;思想内容;爱国情怀朱琦(1803一1861),字伯韩,号镰甫,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初进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得授为编修官,不久迁为御史。由于他刚毅正直,颇有政声。《清史列传》说他“直声伟才,风采凛然”。[1]他在谏垣官署时,敢于弹劾不法官员,且所提建议多能见用,因此与陈庆镛、苏定魁一起,称为“谏垣三直”,加上金应鳞,又称“四虎”。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琦因建议不被朝廷采纳,辞官回到家乡桂林。受聘于桂林著名的桂山书院(又称孝廉书院),任山长。咸丰元年(1906),太平天国起义,当太平天国围攻桂林时,朱琦特地从北京回来,组织团练,参于镇压农民起义。因他守城有“功”,所以清廷擢升其为道员。之后,他在浙江候补了十年。咸丰十一年(1916),太平军偏又进攻到了杭州,他再也无能守城,于是在城破之日,自杀身亡,从而成了封建社会的殉葬品。虽然这样,朱琦的诗歌却很有名,不仅在广西,在国内文学界也有其地位。《清史列传》说他的诗“诗格浑雄,不立纲宗而自成体势”。张应昌编辑的《清诗铎》,仅收广西诗人朱依真、朱琦、何桂枝三家,而朱琦是收进诗歌最多的一个,朱琦的诗歌成就,由此也可见一斑。朱琦曾与龙启瑞、彭昱尧、汪运、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在杉湖补杉楼酬唱吟咏,为“杉湖十子”之一。曾协助梁章钜编校、刻印《三管英灵集》,另著有《怡志堂文集》、《台垣奏议》、《倚云楼诗》等。在诗歌的贡献方面,朱琦堪称清道咸间的广西大家。他喜欢诗也擅长作诗,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诗歌的主要代表作是《怡志堂诗初编》八卷,陈柱编辑《粤西十四家诗钞》时收人,称其为“怡志堂初编”。朱琦诗歌的思想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下面,笔者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朱琦诗歌的思想内容。一、抒发爱国情怀朱琦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诗人,写下了许多闪耀着爱国主义情怀的2诗作。这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其描写鸦片战争的一组诗篇。另外,描摹自然景物,歌唱祖国的山山水水,这类诗也是朱琦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描写鸦片战争清代道咸时期的诗歌,有关鸦片战争者迭出,众多的诗人纷纷用诗歌反映这一斗争,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激流,成为中国诗歌史上光辉的一页。其中朱琦的诗,全面而深刻地再现了那个内忧外患的苦难年代,被誉为“诗史”。[2]这些诗作,揭露、痛斥侵略者的残暴无耻与投降派的懦弱无能,歌颂爱国将士的英勇无畏与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对民族的存亡深致忧思,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奏出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朱琦在鸦片战争中所作的诗,几乎全写抗英英烈,对他们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予以歌颂,同时鞭挞了畏敌怯战的将帅。林昌彝说这些诗“表扬忠节,感泣鬼神”(《射鹰楼诗话》卷一)。如《关将军挽歌》,是悼念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挽诗,反映虎门之役中关天培如何“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最终却也是“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血染沙场。全诗表达了人民对侵略者的仇视,对投降派的怨恨,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另一首诗生动记叙了在宁波三镇战役中,金华副将朱贵领兵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事迹,塑造了朱贵的民族英雄形象,“愿缚降王笞鲛奴,临阵独骑生马驹”,“敢有渡者腥吾刀”!此诗也抨击了“传闻宁波新失利,大帅仓皇欲走避”的可耻行径。《吴淞老将歌》则歌颂了陈化成将军与阵地共存亡的爱国情操。《老兵叹》通过一个老兵之口,叙述了厦门失守,主帅逃跑时把总林志独冲锋杀敌而受伤惨死的情景,表达了士兵对英勇抗战军官的爱戴和士兵的爱国热忱:“安得边防将帅尽如此,与尔同生复同死”!《狼兵收宁波失利书愤》描写了这支少数民族部队官兵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惊心动魄的场面。《王刚节公家传书后》以写王锡朋为主,详细、生动地反映了是战役的全过程,可补梅曾亮《王刚节公家传》(《柏视山房文集》卷九)书是役较略之不足。写三总兵战死场面,尤为壮烈:“公死尤惨烈,寸碟无完尸,亲军数十骑,奥战同烬灰。“郑帅断右臂,裹创强撑稽张目犹呼公,阳阳如平时。葛陷贼阵间,血肉膏涂泥。或云投入海,举火欲设奇,一酋自后至,停刃裂其脐。”王锡朋在是役前早就有必死之心:“传闻祭鑫日,公潜语所私:‘吾已辨生死,此行必不归!”表现了他民族利益高于生命的高尚情操。[3]朱琦对这些爱国将颂的热烈歌烦,饱含着对卖国投降派的严厉谴责,表达了诗人反帝救国的强烈愿望与对人民反帝斗争的深情赞叹,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3(二)歌唱祖国河山描摹自然景物,歌唱祖国的山山水水,这类诗不但显示出诗人写景状物抒情的才华,更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美丽山水的无限深情以及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从诗人的作品来看,他擅长运用灵活多变的古体诗来写景、状物、抒情。《白岳》、《幽兰》、《啼鸟有感》、《望九疑》、《兵书峡》、《语溪镜石》、《望衡岳》等等,都可视为以古体形式来写景抒情的佳作。这些诗篇展现了一幅幅千岩竟秀,万壑争流的图景,有把人带入那神奇迷离世界的魅力,雄奇奔放,想象奇特,瑰丽多姿,富有李白之遗风,便是这些诗篇的特色。《白岳》是朱琦青年时代的作品,它描绘白岳,并不是刻板写实,而是极度夸张,驰骋想象,绘声绘色,创造出一幅仙境般的迷人图景。诗入对祖图山水的热爱之情,也深深地融汇在这美丽的图景之中。尽管初涉诗坛,却已出手不凡。此后之作,自不待说。美丽的山水、景物能引起人们快感,也能勾出人们的愁思。诗人以近体写成的山水诗,往往把秀美的风光和特定的情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很遗憾,由于在家乡的时问不多,这位桂林藉诗人的桂林山水诗并不多见。但偶有所作,也曾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奇山秀水中、《同竹轩宗老游隐山》有两联:“药炉茶灶自今古,野鹤长松谁去留?我欲援琴赋招隐,相与散发歌清秋”。这里以新奇的比喻描绘了隐山的奇特造形,又贴切地结合景物的特征来抒发情怀,可谓妙合无垠。《秋后登榕楼》后两联:“秋风篱豆吟蟋蟀,暮雨空山响鹤鸽。更忆藤州旧吟客,系船明月听掀蒲。”桂林秋日特有的景象,竟使诗人勾起了对北宋黄庭坚的绵绵思念。由于诗人一生在外为多,所以他的近体山水诗也多写外地的名胜古迹,且流露出深长的羁旅之愁。《武昌南楼》、《过大梁》、《眠山晚泊》、《倚虹园》、《秦淮河》等等,表现了诗人以近体诗来写景抒情的娴熟技巧。这位披长古体的诗人,也往往能在严谨的格律形式中含蓄蕴藉地表现他的喜怒哀乐,人们既可从中领略到祖国锦绣河山的风姿,又可从中探寻到诗人思想感情的踪迹。二、抒发政治主张朱琦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写下了许多抒发自己政治主张的诗作。例如其《官诫十六首》,洋洋洒洒一千七百字,集中反映了他“亲民乃政本”、“藏富务在民”、“节费减差役”等为政见解。[4]他还写下了大量诗歌,无情揭露清政府的官场黑暗与政治弊端,并大声呼吁改革。诗人呼吁改革现状、积极寻找医国救时的良方,可谓用心良苦。他在诗歌里反复申述的政治主张,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重用有真才实学的贤材。《读王子寿论史诗广其意》中指出:“晕辈万事擎政纲,亲贤远佞邦必昌”。《房山集后得见文端公画马诗》又云:“应图求4骏未为晚,要取真种遗毛皮。”亲贤远佞,这是改革政治的需要。二是整顿国防,严明军队中的赏罚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他告诫人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而作《新饶歌》四十章,宣扬在军队中推行“知人善任”、“信赏必罚”的制度。《寄魏默深刺史》又指出:“边防须整顿,所须惟材贤”。这些,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以御外侮。三是废除苛捐杂税,防止官吏贪污;减轻人民负担,鼓励农耕。《官诫赠陈子瑞宰安西》其七云:“所恤恤民痪,节费减差役”。《读工子寿论史诗广其意》又云:“吏道太杂碍官方,条例滋多饱青囊。本训终当返农耕,积弱何以变富强?”总之,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在诗人的思考之列。面对政治腐败,国家积弱,朱琦在愤世嫉俗的批判中,以诗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匡时救国的愿望与主张。这些变法图治的主张,虽不如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但想民族之所想,急民族所急,在凌世疾俗的批判中表现了医时救国的强烈愿望,闪耀着爱国主义的火花,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当时的爱国诗人中也是相当突出的。三、反映民生疾苦朱琦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本思想的诗人,写下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还表现在对民生疾苦的理解与同情。并且,他的眼光不仅停留在人民受苦受难的表面现象,他还深刻地看到并揭露其中复杂的社会原因,从而表现了这类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如《河决行》,不仅描写了黄河决堤“横流所过成泥流,水面浮尸乱如麻”,“沿堤奔窜皆难民,难民呼食饥欲死”的惨状,而且指出造成如此惨剧的原因正是官吏贪污渎职所致,贪官污吏侵吞修堤款费,致使黄河失修祸及百姓的罪行予以痛斥。《途中杂感八首》,在描写了所见的凄凉景象之后指出其原因:官吏腐败,战争不断,使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朱琦这类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是对杜甫、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诗人早年曾作《咏古十首》,其中说:“少时学为诗,酷嗜秦中吟。乐府百余篇,梦寐相追寻。”他对白居易新乐府的喜爱,不仅在于新乐府的诗歌形式,更在于它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在这组诗里,朱琦还深深赞许杜甫“所谋非一身”的可贵精神。诗人之所以始终关心人民,以诗歌来反映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生活,并寄以深切的同情,是因为杜甫、白居易的精神在激励着他的创作。诗人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是始终如一的,不论是未仕之前还是为官之后,不论是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都是如此。《彰德道中同友人作》写于赴京应试途中。它描绘了荒凉的亭台,稀疏的村落,混浊的漳河,凄婉的劳动歌声,可谓道光年间农村萧条破败农民痛苦挣扎的典型画图。可见他早就把同情心放在劳动人民身5了。不然,他只能像庸俗书生那样只是关心自己在科场上的名利而已。《过延津》其二云:“豆粥掺黄米,盐姜吠白芽。老农犹望雪,残拖耿生花。”当时诗人为官已长达二十多年,尚且能挂念劳动人民的苦难,实在可嘉。令人难忘的是,诗人在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同时,还往往在诗中塑造一个心忧黎民的自我形象。“北风愈厉响落隙,夜半揽衣起叹息”,这是《大雪示陈艺叔并简梅伯言农部》中的两句。呼呼北风,使他彻夜难眠,勾起了对故乡连年遭受灾害的愁肠。这种心忧黎民的自我形象,在组诗《秋感》其四中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此诗,不禁令人想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代虽不同,但他们心灵却惊人地相似!在那“积雨苦淫潦”的日子,尽管自家已经“屋漏沾床席”,可是令他坐卧不安的还是“民居患漂荡”,想的是如何解除百姓的痛苦!从诗人的作品来看,无论是严冬还是酷夏,无论是亢旱还是洪灾,他牵肠挂肚的是劳动人民的冷冷暖暖,福福祸祸,始终表现出关心人民、同情人民的深厚情怀。四、表达天涯知己之情朱琦写的许多酬答诗,都发自内心深处,言必由衷,对友人一片真心,一片真情,赤诚痴心,十分恳切,如他的《闻孔绣山消息,却寄》:“北海好客禅不空,李白诗狂饮千钟。忽思太古问明月,却向青天骑白龙。蓬莱咫尺疑可到,容成羡门可再逢。期居携手看日出,云海荡荡开心胸。”表达了他对友人的情真意切。其中,朝鲜著名诗人兼译官的李尚迪与朱琦的感情最为深厚,李尚迪曾12次来到中国,在北京结识了众多的中国文人,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其中与朱琦的交游唱和,成为中朝文人交流的一段佳话。从他们交流的书信中,可见他们互为知己的感情。1856年吴庆锡(李尚迪的弟子)再度来京,为朱琦带来了李尚迪的《恩诵堂集》,接到李尚迪赠送的诗文,朱琦给李尚迪写了回信,赋诗两首。第一首中的“海鄰风月再归船,两地相思倍黯然”称赞李尚迪如古代季扎,不忘知己之情。朱琦有感于李尚迪对于中国文人友情之重,把他当做自己的知己。第二首诗中表现出朱琦对于李尚迪的推重,认为在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