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孟思想之“大同小异”

浅谈孔孟思想之“大同小异”——尚挽摘要：提及儒学，正所谓“孔孟之道”。尽管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流之首，但是孔孟的代表地位还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他们二人本是儒学的灵魂与精华之所在，所以说：不知孔孟、便不知儒学为何物。然而，同为儒学先驱、千古圣人，可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却充斥着异样的光彩。在此，就让我们一道去探讨孔孟思想的大同小异。面对中国文化的何去何从，历史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文化救国”！可是，什么文化才能够救中国？答案是：“旧儒学”，而且只有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字：孔孟思想大同小异旧儒学文化救国正文：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向来是不缺少名人贤士的。他们如同满天星辰，遍布于时代的角角落落。正如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纵观岁月的潮流，大浪淘沙，又有多少文人墨士能够真正的万古长青？李白在《把酒问月》中写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啊！看我华夏文化地大物博、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在它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里，又有谁真的可以与月争辉了？在这里，一切的家仇国恨，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的悲欢离合，都变得弱不禁风；还有那写不尽的人世沧桑，更形同于沧海一粟。然而，他虽然大的雁过无痕，却也并不显得空洞。它好像坚实的泰山，顶天立地；他好像奔腾的江河，横亘乾坤。创造出无尽的神秘和空间，供给着华夏子孙无尽的精神食粮。而论及缘由，当归功于它的根深蒂固。这就需要追溯到春秋，那个圣人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因为他们，方才奠定了华夏文化的基础；开拓了华夏文化的领域；引领了华夏文化的方向。孔丘，就是诞生于这个时代的圣人。同样，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也造就了他的儒家学说。当然，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之首，更重要的是在一定时期顺应了社会各界的需求和标准，这也是其能够影响华夏民族至今的重要因素。同样，他的伟大是无须质疑的，因为儒学思想至今还是中华民族的坐标与导航。提及儒学，正所谓“孔孟之道”，这就不得不说说孟子。尽管儒学是在无数儒学家删繁就简、苦心经营的之中不断完善的学术产物，但是孔子与孟子的代表地位却是无法取代的，因为他们二人本就是儒学的精神与灵魂之所在。所以说：不知孔孟，便不知儒学为何物。然而，同为儒学，自是有着同样的基本思想和主张。可是，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难免有各自的侧重点和不同思想，而包括任何一种学说在内，也只有这样，通过不断的对比、批判和筛选，才能够使他得到更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同样，对于孔孟，这两位儒学先驱，这两位千古圣人。在他们的思想里，也充斥着异样的光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孔孟儒学的“大同小异”。孔孟思想之大同提及孔孟之道的共同之处，则当属儒学的根本思想。那么，究竟何为儒学，儒学的根本思想又是什么？首先，对于儒学，大众最通俗的见解无非与“仁义道德”。可这显然只是九牛一毛，并不足于以偏概全。而所谓其根本思想，则自然要探寻其根源。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还必须得从孔子入手去探讨。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此可见，即便是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者”。所以说，还必须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么，孔子究竟所学何物，又跟其儒学思想有何关联？《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足见，孔子自幼好礼，善于演习礼仪。而结合时代背景和其生平事故，他应该是精通“六艺”，并且见解独到的。再者，又写道：“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这就更加证明，孔圣人的博古通今和学无止境。而且，观其生平诸多事例，他的确是：知别人所不知，能别人所不能。所以，对于这点我就不再累述。而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儒学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诸多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此，就借用一段名家的言辞，来概括何为儒学的根本思想：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这说明孔子格守传统之经典体系，自觉的传承着夏、商、周三代经典之精神，开创中国上古“六艺”的儒家化，并问礼于孔子，且大赞管仲之治国方针，奠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精神的世界观。当然，这只是儒学最基础的轮廓，而其之所以能够成形，并且在以后与各派学说的冲突中得以发扬光大。首先，还得归功于另一位儒学泰斗——孟子。孟子，名轲。是继孔子之后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大师。和孔子一样，他也是早年丧父，由伟大的母亲拉扯成人。而他母亲“三迁教子”、“买肉啖儿”、“慈母断机”的故事，至今仍是广为流传，成为华夏民族永垂不朽的美谈。关于他的一生，亦是跟孟子同出一折。为自己伟大的仁政抱负，游说列国，穷尽其生。虽然历经坎坷、几多磨难，可是他们不抛弃、不放弃。他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用之则行兮闪闪发光，舍之则藏兮不卑不亢”。他们是两座不能逾越的丰碑，供后人仰慕和学习；他们是华夏的灵魂与精髓，待国人去融合贯通；他们是人类身体力行的老师，孜孜不倦的讲述着“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修养与标准。总之，他们能够在复杂的万物之间融汇变通，能够尽解天道与人道，使天地万物协调自然、融洽相间、和谐相处。并且能够以自己的性情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从而来弘扬自己的天地人道。他们的影响如日月一样永恒贤明，品德如神明一般无限高尚。至于他们共同的伟大思想，可以从下面五个方向来概括。一、兴办教育，有教无类《史记·孔子世家》中载道：“盖弟子三千焉，身通二艺者七十有二人。”由此可见，孔门弟子之众真可谓空前绝后，而孟子亦是桃李满天下。对于这种壮观局势，我们最好的解释方式，自然就是理解他们各自办学的目的与方针。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根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可以说是：大战不断，小战不止。这样的背景，虽然给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提供了用武之地，但是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无尽的苦难与剥削。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雄心和欲望，背信弃义、残忍无道，视人命如草芥，一度将天下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备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为了生存亦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身处如此“礼乐崩坏”的乱世当中，孔孟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他们为国家的安定而奔波，为人民的苦难而呐喊。他们决心扶持这摇摇欲坠的殿堂，可是“大厦将倾，岂非独木能撑？”所以，只有通过兴办教育，才能够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从而来坚信并维护儒学知道，施行仁政，以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就是他们办学最根本的目的。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人”，而泛者，广也。孔子又曰：“性相近，习相远也。”可是，当时的教育“学在官府”，而中国社会向来又以农民阶级为主体，何谈“广”字，又从何来“习”？所以说，这也是社会对孔子的一次挑战。《孟子·告子下》中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起所不能。”而《论语·子罕》中亦说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此观之，孔孟对于出生的看待是无关轻重的，正所谓英雄不论出处。何况，贫富、贵贱，这本非固定不变，而是经常转化的。所以说:“人本无贵贱之分”。于是，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做出了一次伟大的改革，那就是首创平民教育，并且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兼收并蓄，而且“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二、遵礼重道，推行仁政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所谓的“礼”，就等同于做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又《论语·子路》中写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观之，其所谓之“礼”，不仅仅是行为准则，而且是刑罚标准。再者《孟子·告子上》中写道：“恭敬之心，礼也”而且“非由外烁于我，我固有之也。”这便可知：礼也是道德中的一种。如此看来，所谓“礼”，并不只是简单的日常行为素质，而是别有他用、大有乾坤。那么，这两位儒圣津津乐道的“礼”到底都包括些什么了？在古代，素有“三礼”和“五礼”之说。何谓“三礼”？孟子答曰：“《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何谓“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之合称。简而论之，“五礼”亦系《礼记》之范畴。而前面所曾提及：孔子自幼好礼，演习礼仪。应是祭祀之礼，当属《仪礼》。从而可知，《仪礼》与《礼记》便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礼数与仪式。所以,其侧重之处就在于《周礼》。《左传·昭公二年》中道：春，晋侯使韩玄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周易》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其实，了解周公，便知《周礼》为何物。周公乃武王之弟，帮助武王平定天下，辅佐成王坐天下。可以说，他对周王朝的贡献尤为最大，而《周礼》就是经他编策制定，用于统治和管理天下，即所谓之“礼治”。在当时，他书写了一幅和风细雨、鸟语花香、鸡鸣狗犬、男耕女织、尊老爱幼、怡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太平盛世图景，创造出“画地为牢”、“夜不闭户”、“拾金不昧”之佳话。同样，这也就是孔子追求和向往的社会面貌。所以，他所谓的“礼”，多偏指《周礼》即“礼治”理想。何谓“道”？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从中可以略知：道本是一种玄幻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老子以不授之道而授道，孔子已不问之道而问道。具体的说，“道”极为天地人道，也就是说，天下的事，要能够推其所以然，而要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求其自然之理。《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孔子大加赞赏其“重人道，轻天道”之思想，并评价子产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由此可见，孔子对人道的重视性。而且，儒学更是注重个人的自身道德与修养，强调社会行为均内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于自身。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暴自弃，正如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之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之有为也。”固孔孟所谓的“道”应为“人道”。再者，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而这其中之道，便是指他们所推行的“仁政”。所以，概括地说：孔孟之“道”，即为“人道”，儒家多指“仁政”。众所周知，孔孟一生都在为推行“仁政”而四处奔波。他们坚信“仁者无敌”，认为只有推行“仁政”才能够得民心、得天下，方可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创造出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可是，何谓“仁政”，其思想宗旨又是什么了？首先，《孟子·滕文公》中写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而其所谓的三圣，当是指大禹、周公和孔子。其次，孔子曰：“丘欲以周公之道默化君臣，即可使百姓免于刀枪之苦，又可定国于诗书之圣。自东周以来，战争蜂起，何止百年。我欲以仁德化干戈为玉帛，拯救华夏，恢复一统。”由此观之，这无疑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宗旨，而所谓“仁政”即为“周公之道”意指“礼治”与“德治”。孔子亦曰：“丘不以一家一族之荣耀，岂冀求世卿世禄以泽被后世！为寻求阻止分裂之道，丘甘愿疏饭饮水，枕肱肘而眠，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耳。”这就足以表明孔子施行“仁政”的决心和迫切的愿望。而《孟子·公孙丑》中亦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便也可见：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义无反顾的“仁政”抱负。三、修身养性，德而善行人可以按德行的高低分为五类，他们由低到高依次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而古人日常最爱以君子的标准来权衡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如孔子曰：“大凡有德君子，严己宽人，虚怀若谷。为求己之行有礼，不求人之行于己。此乃大德不逾矩，小德可出入。”而孟子也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可见，单是对于君子的要求之高，已经是多么的苛刻。那么，我们可以联想，圣人又该当拥有怎样的道德和品行了？其中，贤人的判断标准是：“品德合乎法度，行为不违背规范。他们的主张言行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却不影响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