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是恒久的吗

暴力是恒久的吗?解读《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摘要:罗威廉所著《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一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细致描述了从元朝末年到抗战初期麻城县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从地理环境、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暴力的社会生态。作为一部“小地方”、“长时段”的“大历史”，该书既继承年鉴学派探讨长程社会变迁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新文化史注重意义解读和故事讲述的研究取向，堪称西方中国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书中对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精彩论述，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重新检视，都值得研究者反思和借鉴。关键词:《红雨》;暴力;社会史;新文化史;国家与社会;集体记忆《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罗威廉教授的第四部著作，200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后，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好评如潮。次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去年3月才最终交稿。听说这本书卖得特别好，今年1月才出版，到现在已经售出五、六千册了，一本严谨而厚重的学术著作居然如此畅销，着实令人惊讶。中译本出版前后，报纸上、网络上又涌现出不少对这本书的评论，只是内容大多比较简略甚或雷同。大家既然来参加读书会，想必对该书内容都有所了解，加上有许多评介文字可以参考，所以我不打算赘述书中的具体内容，主要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阅读和翻译过程中的一些感想，欢迎批评指正。一、暴力的社会生态如副标题所示，这本书的主角就是暴力。正标题“红雨”二字，出自《麻城县志》对1928年5月该地一起自然现象的记载，毫无疑问象征着“腥风血雨”。一本历史著作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有的是以人物为中心，有的是以事件为中心，有的是以时代为中心，但是《红雨》的主角既不是人物也不是事件，而是一种行为方式或者说心性—暴力，其他种种都是围绕这根主线展开的，这种写法在过去的史学著作中是很少见的。简单地说，这本书聚焦于湖北省麻城县，细致探讨了从元朝末年一直到1938年日本人入侵，该地所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其中包括朝代更替、民族冲突、农民起义、奴仆叛乱，也包括朝廷军事力量对地方的征服和对农民起义的剿灭.以及1920,193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在麻城普遍而持续存在的，既有民间的暴力，又有国家的暴力。韦伯曾经对国家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认为国家就是在特定疆域内对暴力进行合法垄断的共同体。从元朝、明朝、清朝一直到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对在不同意义上确认的各种敌人，采取了大规模、制度化的暴力，其残酷程度比民间社会内部的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既有常规的暴力，又有非常规的暴力。除了打架斗殴、土匪劫掠、当众鞭答或处决罪犯等时常可见的暴力之外，在特定历史时期，诸如改朝换代、太平天国起义、革命战争这样的乱世，还会发生规模极其庞大、令人触目惊心的灭绝性屠杀事件，可能会有数千、数万甚至更多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杀掉。作者的核心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暴力现象?为什么是麻城?罗威廉教授梳理了此前西方学界对暴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例如，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讨论了革命中的暴力问题，索雷尔专门写过一本题为《论暴力》的著作，小霍夫海因茨、田海等人则透过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革命中的暴力(见本书导言)。作者在这些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上的暴力现象作了进一步的深描，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暴力其实处于一种非常暖昧的状态。一方而，儒家文化倡导和平、和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美好理想，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社会景观。但是另一方而，不仅事实上暴力现象普遍存在，而且主流精英文化对暴力的态度也并非全盘否定，他们既要想法设法去约束暴力、控制暴力，在特定的情形下又会容忍暴力，会借助得到合法认可的暴力来对付其他的暴力。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暴力，作者认为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历史文化或思想心态作为支撑，他从中抽取出两种最基本的暴力文化模式。一种是英雄好汉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古代无论文人精英还是普通百姓.都很崇拜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另一种是鬼神学的模式，就是说，对于可能对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的妖魔鬼怪，可以采用暴力手段加以铲除。过去人们会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象跟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主要的超自然力量有三种，一个是祖先，一个是神灵，还有一个是魔鬼。这些超自然力量又是跟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祖先对应的是家族，是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庇护者;神灵对应的是朝廷和官员，这些人处于合法的、优势的地位;魔鬼对应的则是陌生人，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如果某一社会群体或某一部分人被划入魔鬼的行列，人们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任何手段去剿灭他们，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暴力如此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为什么是麻城，作者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犹豫。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质疑:你的研究很不错，但它究竟是一个特例，还是具有普遍代表性呢?中国很早就有两千多个县，麻城是其中的一个，不管从人口、而积还是经济来看，它都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读者自然会问，你讲的是这一个县的情况，还是整个中国的情况?你说麻城很暴力，那么其他地方暴力不暴力?我注意到作者在书中给出的答案其实是模棱两可的。书中提到，小霍夫海因茨曾经从中国所有县份中识别出8个所谓革命的“温床县”，其中包括麻城及其邻县黄安，而后者在1563年之前一直是麻城的一部分。这样看来，麻城的确具有显著的暴力传统。后来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也说麻城是有一点暴力代表性的，可是他又并不认为麻城是一个典型案例，因为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显得很暴力。例如，书中好几次提到另一个同样暴力的地方，就是淮北。裴宜理授的第一本书就是探讨淮北地区的叛乱和革命，从19世纪中叶的红枪会写到20世纪前半期的共产革命，她的研究表明，这个地区也长期充斥着暴力，精英和民众都习惯于通过暴力而不是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作者通过比较.认为这两个地方的暴力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引起的。淮北的暴力主要是跟自然生态有关系，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特别是容易遭到大洪水，洪水一泛滥，当地的农作物都被淹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去造反，会用暴力的方式去谋求生存。而麻城不一样，它的自然环境虽然不能说特别好，可也绝不算差，而且相比之下还是挺不错的。每次遇到较大区域甚至全国性的灾荒、饥荒的时候，麻城通常是接受其他地方的难民，而不是麻城人外出去逃荒。在明清更迭之际，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导致四川等地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所以麻城人曾大量地迁移过去。但麻城人迁移到其他地方，通常是为了做生意，而不是因为活不下去才迁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释麻城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暴力之地”呢?罗威廉教授主要是从所谓“社会生态”来解释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不一样，它比后者的内涵丰富得多。自然生态或许可以解释淮北的暴力，但难以解释麻城的暴力，所以要用更广泛的社会生态来解释。具体说来大致有三个方而。首先是地理位置。麻城是处于中国东西南北交汇的一个地方，甚至在长江成为东西交通要道之前，麻城就已经成了南北交通的一个要道，因为它位于大别山区，但大别山有一些小的关隘，南北之间可以穿越这些关隘来进行交流。所以地理位置决定了麻城是一个要冲，每当兵荒马乱的时候，要打仗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兵冲”或“严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乱年代，麻城既是一个战略要地，又往往成为胜者的战利品。其次是政治文化。这是最具冲击性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当地长期存在一种尚武的文化或心态，既崇拜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强权人物，又认可通过暴力去反抗暴政的做法。不仅县志、碑传、文集等官方记录和精英文献中，而且在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中，都能看到这种强烈而持久的暴力传统，它已经嵌入了麻城的地方文化和集体记忆之中。这是本书跟其他研究中国暴力的著作很不相同的一点。再次是阶级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农民起义和革命时经常采用的视角。作者并不否认阶级因素很重要，只是觉得还不够充分，所以要用文化、心态的因素来补充。但他对阶级结构的看法仍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强调的主要不是富人和穷人、地主和雇农之间的对立，而是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裨、佃仆，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这些人在麻城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麻城经常发生“奴变”，这是明清更替之际造成麻城血腥动荡的主要原因。该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暴力的社会生态”，为后文的进一步论述作了很好的铺垫。王笛教授为该书撰写的中文书评，着重介绍的也是这方而的内容。所以这里就不展开了，接下来我想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二、小地方、大历史、长时段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在于它的暴力主题，而对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作者所采用的视角和方法或许能带来更多启发。我在中译本后记里用九个字来概括该书的特征，就是“小地方”、“大历史”、“长时段”。先说“小地方”。《红雨》考察的是麻城县这样一个不大的地方，只是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的一个，作者也坦诚在构思和写作时深受地方史路径的影响;可是另一方而，罗威廉教授又提醒读者，麻城在元末明初已经拥有10万以上的人口，后来又不断增加，到20世纪初已有40到50万人(见本书附录)，这样的人口规模，显然不能算小了。尤其是和最近三十年来西方盛行的“微观史学”相比，一个县已经是很大的考察对象了。像达恩顿的《屠猫记》、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等，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而且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来展开论述的。尤其像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整本书写的就是16世纪一个普通磨坊主的精神世界，用一些真真假假的材料细致描述他对宗教和世俗生活的看法。研究麻城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县，无论如何跟这样的微观史是很不相同的。可是如书中所言，麻城又的确是一个小地方。一方而，它跟周围的大城市相比，客观上的确是一个小地方，尤其是武汉，因为麻城和武汉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即便是在传统时代，通过水陆交通到武汉也非常方便，沿着举水坐船去武汉只需要半天时间。另一方而，更重要的是，麻城人主观上也始终以一个小地方自居，他们时刻意识到麻城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不是武汉，而只是一个小地方。对这种小地方意识的敏锐把握和娴熟处理，是书中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内容。作者在写到很多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提到当地人的地方主义观念，这和我们所熟悉的阶级分析法是不太一样的。譬如说一场农民起义，我们通常会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解释，就是说地主占有太多的土地，地租或田赋剥削太沉重，民不聊生，所以会去抗争。再譬如明清更替之际的战乱和暴力，我们可能会用汉人民族主义的模式来解释，就是说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满族人的征服和屠杀导致汉族人民族意识的崛起，所以要去抗击异族统治，而汉人反抗又进一步引发了满人统治者的镇压和屠杀。可是罗威廉教授没有停留于这些解释模式—再次强调，他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确存在而且很重要—他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同样重要，有时候甚至更加重要，就是麻城人始终固守的地方观念与强大的、破坏性的外来力量之间的冲突。在许多麻城人心中，作为一个小地方要安全地生存下去，就得时刻堤防外来力量的侵害，至于这个外来力量到底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是朝廷还是土匪，抑或是形形色色的叛乱者，都不重要，只要对本地安全构成了危害，就得想方设法将其拒之门外。所以这个“小地方”的说法其实包含了不同的含义。从客观上看，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绝对规模其实又不太小的小地方;从主观上看，当地人的小地方意识也确实在暴力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看“大历史”。说到大历史，大家可能会想到前些年黄仁宇先生写的一本书，《中国大历史》。黄仁宇所讲的大历史，是要把整个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放到一个大的框架里而来分析，这个框架就是技术(主要是管理技术)的框架，要分析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所谓“数目字管理”，整个社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之间是怎样连接起来的，近代以来怎样发生了断裂，现在又该怎样重新修补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等等，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框架。当然大历史观念并非黄仁宇的发明，而是年鉴学派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用的概念是“总体史”，也就是费弗尔所说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