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曲折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开始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国民党形成了对农民问题只有政策而无行动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人才，使得下层民众运动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在合作破裂后，全国掀起了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在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的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领导权，农民和军事的三大问题，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在发起的起义的武装占领城市的探索中，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决定退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文才，王佐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为争取农民的支持，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围剿，毛泽东最初探索出了打土豪的简单办法来扫清革命障碍并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毛泽东抓住了土地这个核心问题，开始组织领导起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至此，通过几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在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中奠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基础。虽然说在井冈山上，党组织已经探索出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雏形，但是党在探索革命新路上仍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成了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伴随着党内的“左”倾领导分子的情绪滋长，毛泽东被批评为“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同时他领导的引兵井冈山，保存实力的做法也遭不满，导致当时毛泽东被开除中央临时候补委员的严重后果。同时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庆幸的是，随着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1930年一月，一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终表明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也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由于一些党内领导人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拿回共产国际的公式和教条，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导致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的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同时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