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党争内容的读书笔记

有关党争内容的读书笔记一、关于明末士大夫名节与党争的若干反思1、明末王学末流“无善无恶”的心体说,极大地消解了士大夫的名节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并导致了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恶化（文化对士大夫观念的影响）2、东林清流士大夫苛于君子小人之辨,疾恶太甚,失之偏激,既未能对敌对党派采取正确策略,也没有团结中间派,结果酿成急变,促成了阉党势力的膨胀（东林党自身的缺陷使得阉党势力有可乘之机）3、三、阉党政治本质上是小人政治。明末清流士大夫书生气太重,思想激进,但清操有余而机变不足,致使对阉党的政治斗争陷入窘境并以失败告终（东林党失败的原因）4、四、明末党争的无序全面毒化了政治,加剧了政治危机,它给建州女真关外坐大、入主中原以可乘之机（党争的影响）二、论牛李党争1、是什么之争？牛李两党争执的焦点并不是“科举”与“门第”之争二两党争执的焦点也不是对藩镇叛乱持不同态度三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2、为什么会产生党争？党争强弱与皇权强弱的关系三、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1、从神宗朝的熙丰变法到徽钦之际的靖康之难,短短的六十多年间,新旧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政治走向了周期性反覆动荡的怪圈2、宋代党争的特征：朋党和朋党之争历代有之,它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的产物,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派生物,但北宋新旧党争除此之外,还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柳诒徵先生这段论述揭示了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即在于新旧两党“皆主于救国”,体现了北宋士大夫一种志在当世、忧国忧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精神是以往代朋党之争中所没有的。3、宋代新旧党争产生的原因：儒家自古以来就宣扬“道不同不相为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除了新旧两党,第三阵营是没有的4、新旧两党的演变：事实上,北宋新旧党争最终偏离了政见之争的轨道,走向了更为激烈的意气之争,士大夫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的政治性格被充分凸显。（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没有法治？官僚的晋升依靠？“政党分肥制？”）四、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问题研究1、党争成员的特点：北宋党争在主体上都是士大夫阶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世家贵族与宦官专权之争，中晚唐的牛李党争是贵族官僚与庶族之争。明朝后期党争也主要是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之争。然北宋党争的主体双方都是士大夫官僚2、结党先是由于政见不同：在变法活动中士大夫阶层因为政见不同，遂相互结党，进行纷争最终引发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全面党争，整个士大夫阶层都陷入党争漩涡。同时伴随士大夫之间的政见相左的纷争而引发出思想观念上的争论，君子小人之辩，义利之辨等。3、北宋党争对北宋政治的影响：长时间大规模的党争，给北宋政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北宋的灭亡种下了祸根。长时间的党争已经耗尽了北宋的政治资源，北宋王朝已是千疮百孔，最终在少数民族的入侵走向灭亡。以致元人在评价北宋历史的时候发出“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②之叹。2.3.1党争对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破坏2.3.2党争对政治风气的影响2.3.3党祸对人才的迫害五、中唐牛李党争与北宋新旧党争性质论1、新旧两党在变法上的政见不同之处：除去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问题上发生争论外,新旧两党在围绕青苗法上展开的争论,本质上也是两种思想观点的冲撞,即对“兼并”的认识冲突。熙宁四年三月枢密使文彦博与宋神宗论新法时2、新旧两党刚开始时都希望能变法图强：在反对范仲淹与王安石新法的同时,要求改变“三冗”之弊和更张法制之迫切愿望,并不比新法倡导者弱,这些人中如张方平、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程颢等无不如此3、北宋的新旧党争性质有所变化：4、由纯粹的政见之争向意气之争发展,最后形成相互倾轧,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深刻,六、政治学视域下的北宋新旧党争探析1、北宋新旧党争之特点梳理：最初是政见之争，后来成为了人事之争2、妥协和公共的善——摆脱党争困境的设想，罗尔斯，笔者认为那些值得称道的政治家应该是遵循理性妥协,并以全体公民的意志所构成之公共的善为价值取向。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借助罗尔斯先生的重叠共识,政党之间寻求妥协和公共的善,是摆脱党争困境的一种有益设想。七、论北宋党争的起因1、宋代绵延不绝的朋党之争与北宋立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央集权的高度强化是紧密相关的。2、北宋王朝“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和台谏势力的病态发展也与北宋的朋党之争有着不解之缘。3、宋王朝的日渐腐败，危机四伏的窘况以及宋王朝素所奉行的统治政策，也在客观上为北宋的朋党之争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八、元佑新旧党争起因探源1、元佑新旧党争出现的社会历史根源可径直追溯至宋初。2、根抵于赵宋王朝建国伊始，初萌于宋仁宗时期，是宋代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发展的产物.3王安石变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个阶层的利益.、4、元佑新旧党争的思想根源如何呢?九、从三篇《朋党论》看北宋的党争成长健师君侯1、所谓朋党之争，在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之间内部矛盾的具体反映，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从未间断，只是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党争的实质）2、北宋四个时期的党争的特点这一时期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最具典型性.双方(特别是改革派)有周详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理论根据，颇具近代政党色彩.如王安石的变法，他制定了青苗、保马、保甲、免役、方田、均税等一系列民政、财政、军事的改革措施，并以注释《周丰L》作为改革的理论根据。而保守派的司马光等，却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来抗拒新法，且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来责难王安石。但这时的争论，集中在新法是否可行.3、北宋党争的特点流血少、士大夫之争—不同政见之争—近代党争的特点、后来变成了士大夫的意气之争4、北宋党争呈现出这种特点的时代背景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政权建立后，为了不使宋朝成为继五代以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匡靖L施行了一系列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措施.首先是削减州郡长官的权力。州县官员由中央官吏兼摄，临时指派，三年一换。地方长官权力分散，任期短暂，无法与朝廷对抗。其次，限制宰相的权力。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管军政、财政等大权。宰相权力的分散，从而确保了皇帝的大权独揽。宋朝统治者还吸取了前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外戚、宦官、后妃专权的弊病有所注意，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兴文教，抑武事”，任用大批文职官员以代替原的武官。科举取士的数目大为增加，或间年一科，或三年一举。每次取进士多者三、四百人各科八、九百人。仅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间，通过科举得官的就近一万人。到嘉枯八年(1063年)，官吏便“十倍于国初”(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八)。官僚机构臃肿，盛于以前各个朝代.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然各有利弊，十、曾布与北宋后期党争1、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构成了北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特点，从神宗朝的熙丰变法到徽钦之际的靖康之难，短短的六十多年间，新旧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家政治走向了周期性反覆动荡的怪圈。明代宰相叶向高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概括:“自元枯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纲纪，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277因此，许多后来学者认为北宋以党争亡国，自有一定的道理。3、之后变成了一种意气之争4、新旧两党“皆主于救国”与其他党争的区别5、原因：道不同不相为谋”，逻辑思维上的排他性早已成为中国士人传统文化心理和性格的一部分，走极端和不可调合是这种思维方法的显著特点，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十一、北宋新旧党争与士人政治心态1、北宋的社会坏境===士大夫政治---士大夫积极参与政治1．1.1宋朝的社会环境17—21、研究现状北宋党争由政见之争蜕变为意气之争的原因31、朋党、党争的概念区别59—64北宋具备的社会政治条件73—75新旧党争的概况75—80党争产生的影响147结成朋党的原因143士人政治心态与北宋政治153党争的形成跟士人的政治心态有关151政治影响169—173反思与评价1、政治与道德分离；2、文学、学术、政治三个领域要分离十二、“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以元两案看宋代朋党及其对世风的戕害1、时代背景：宋代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③的祖宗家法,言禁宽松,至仁宗后朋党已为朝政的寻常风景；2、哲宗元年间党争的特点：宋代的朋党问题从太宗朝一直到宋亡,时起时伏,本篇考察的范围仅限于哲宗元年间,理由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一时期朋党的倾轧特别激烈,而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所谓“君子”党得道的时期,且“君子”党也以同样手段处“小人”,以至于“君子”间相互攻讦与小人无异,所以朋党的特点,尤其是朋党的危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特别充分。3、分裂：元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①。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十三、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1、总括宋代党争的概况：而当党争在紧锣密鼓中谢幕时，赵宋王朝的统治已是气数殆尽，不堪匡扶了.政治上的意见分歧，所操治国之术的不同，无一例外地演化为意气之争，以致于互相攻许，党同伐异，最终导致党祸，其原因复杂，固非一言可以蔽之。笔者认为，北宋党祸屡兴和宋代的朋党思想的炽盛密切相关。2、宋代朋党思想的主要内容儒家传统对党争讳莫如深----宋代大臣承认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准不一样，寻求皇权的认可3、朋党思想的杜会历史根滚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制度的衍生物.朋党思想的形成又是受儒家名教思想影响的结果.4、朋党思想、朋党之争对北宋政洽的影晌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区分就成为宋代官僚士大夫攻击异己，吹捧亲信之人，借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败坏了宋代的政治风尚，使得报复、诀诌之风盛行起来。所谓“君子”“小人”势若冰炭，不能相容.得势者置国运于不顾，热衷于握摧亲信、拉帮结派，.排挤异已.而一卫失势，则会受到异巳分子报复性的打击.斗争不断升级，从而严重扰乱了宋代的政治环境一，而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则乱中取胜，得位掌权后，祸国殃民以供一己之私。寄希望于圣贤君主明辨君子小人，这无异于授人以柄，为封建帝王玩弄政治手腕，以自己的好恶升贬大臣提供了藉口.至神宗熙宁间，任用党争连绵使大宋政局更加混乱，元气大伤，终至于无可救药.所以，元人修《宋史》时，更直接指出党争交织发展，“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④。5、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新旧党争的概况：王安石添官设署，但在用人上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以新法为标准，赞者用，反者贬。而且，他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诚然，要变法革新，就必然要损害一部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权益，因此必然要遭到一部分人的毁谤。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表现了一个政治家不为流言所动而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但在实际上，王安石把一切异议都统统斥之为流俗，这种做法使一些对新法持善意批评态度的人离开变法集团，从而孤立了自己。朝廷中以新法为分水岭形成了变法派和反对派两个宗派，两派之间互相争论、敌视乃至段谤。变法派依靠皇布的威严，使反对派的势力暂时退避。然而，他们不甘示弱，而是在暗中蓄积力量.王安石等人无视别人的批评一意孤行，从而使新法在执行中纸漏百出，流弊甚广。使反对新法的人越来越多.哲宗即位，高后听政，施行元佑更化即是对王安石党同伐异的施政措施的清算。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在当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废除了所有新法，并用对待异党的态度几乎贬斥了所有熙丰变法的参与者。长期受压制的反对派在复仇火焰的炽灼下，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仅凭对新法一时的不满和反感就盲目地跟上司马光开始了对熙丰新法的反攻倒算。这种现象便是否定的恶性扩大。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是在对熙丰新法和元佑之政的正误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跟随司马光的，而是朋党思想在作怪，仅仅由于司马光否定新法而接受了他.司马光是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