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全球或被中国化

未来30年全球或被中国化过去30年，中国被全球化，未来30年，世界格局改变的可能之一是全球被中国化。从近代历史来看，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三波浪潮，分别是全球化1.0即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即英国和英镑时代，全球化3.0美国和美元时代。然而，92岁高龄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提出，由西方建立并称颂的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国际秩序面临着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过程引发的政治反应常常有悖于其初衷。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都在深度调整的世界里，中国的立场和方向，越来越有着战略性的含义。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秩序的支柱。而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及其欧洲和日本伙伴打造并维系的西方风格战后全球秩序不复存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并不太平。中东在“阿拉伯之春”后局势不可收拾，许多国家出现社会治理“碎片化”的无政府状态，许多人将它比拟为欧洲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现在看，权力真空造成的极端势力泛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活跃的“伊斯兰国组织”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再看欧洲和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对俄制裁升级，俄罗斯反击抗争，矛盾加深，大有“冷战”重返欧洲之势。回到亚洲特别是东亚。亚洲是近几十年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总量已经与欧洲和北美三分天下，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在21世纪上半期将继续是最被看好的地区。美国强力推进《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旨在推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投资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为美国跨国公司获得更多投资和贸易机会创造条件。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不能完全控制，就想修改规则。在亚太推动新的自贸区谈判排挤中国，其中的政治因素太明显了。然而，今天的中国在亚太地区相当活跃，主因是亚洲地区早就有了东盟组织和东盟市场，这是长期自然发展而成，后来又发展为东盟自贸区，中国长期与东盟良好互动，终将它扩大为跨亚洲的合作互惠架构。但TPP则不然，它最先只是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及文莱这四国的随意合作，幅员不大，重要性也不高，简称为“太平洋四国”(P-4)，只是到了后来美国介入，并将它政治化。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策略。事实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已进入务实推进阶段。商业见地网此前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海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一带一路”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的发展内涵，深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将促进中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5）》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选择。“一带一路”以开放多元的特征推进区域合作的进程，并有可能成为最终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预计，2014年至2020年，中国累计向国外提供的商机将达17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1.2万亿美元，将为世界其他国家贡献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达到27%。同时，据统计，2008至2013年，中国经济维持7.7%以上的高增长，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的贡献率高达37.6%。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此前，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拉美加勒比和中国——走向经济合作新时代》的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如实现7%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7000亿美元，超过2007年的水平，而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曾高达14.2%。报告指出，对世界经济来说，中国如继续改革，即便保持6%至7%的年增速，也好于经济增长失衡下10%的增速。实施一带一路，也将有望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转型发展之困。站在发展角度来说，中国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工业和资本的对外输出问题；二是经济区域发展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三是产业升级问题。这三大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本带动下的经济循环发展的问题。这种问题，单个自己内部解决会很慢，若能和外部可以互补的经济对接起来，这可以变内部的小循环为融合内外的大循环，这样的发展自然就会快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一个可以融合欧亚大陆大部分国家的大国战略就顺理成章了。一旦让各国都看到了聚集在中国身上的发展机遇，他们自然愿意与中国对接。当他们都愿意和中国经济对接时，则中国即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平台。金融危机之后，美元霸权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无论中东还是东亚都是美元区，各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变相福利补贴。作为霸权国，美国奉行“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信条，如同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元霸权让全世界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也是一种腐败，只有权力的制衡才能够缓解或者消除腐败。欧元既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结果，也是为了与美元抗衡的战略工具，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欧元陷于弱势，还不能对美元进行有效的制衡，人民币国际化就提供了替代性选择。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年年初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报告》，受消费需求低迷、汇市震荡以及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影响，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同比下降8%，至1.26万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201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则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达到128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国美国商会也发布的《2015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称，超过60%的会员企业仍把中国视为全球三大投资重点之一。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认为，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仍然能保证无限商机，在华外资企业将迎来一个长期且可持续的“白银时代”。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同世界的互动越来越紧密，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关系日益凸显，中国机遇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充，改革产生的红利正在召唤全球资本。所以，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正是外资青睐的投资热土。正在经历调整的家乐福全球总裁普拉萨对未来十分乐观，“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是长期的，中国市场潜力巨大，我们看好这个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和开放，中国的金融投资标的等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投资者青睐。不过，与中国的经济体量等相比较，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开放度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报告说，与发达市场相比，中国政府在发展直接融资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未来5年至10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双向开放的重要窗口期和成长为世界一流市场的难得机遇期。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资本市场规模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币贷款将会增加，人民币的流通域扩展。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也折射出欧洲国家对美元霸权的不满。在人民币与欧元的互动过程中，美元的霸权可能会受到相对削弱。纽约大学教授科恩也认为，不应低估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活力，比如亚投行就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不少欧洲人认为，美国滥用货币金融“特权”，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经济困难。近年美国以国内法律制裁欧洲银行的事例频频发生，多国政府对美表示不满。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欧美虽有共同之处，但同时不少人认为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手法过于强硬，激化矛盾，最终在欧盟周边制造了久拖未决的危机，从而打击了欧洲经济的复苏。法国总统前萨科齐曾试图在G20框架下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抑制美元地位，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大背景下，欧洲多国加入亚投行，在微妙的国际金融政治的天平上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靠拢，有助于平衡过往过于依赖美国的不利影响。事实上，国际体系的变迁往往是由一系列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引致。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饭店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新旧经济霸主进行金融权杖交割的历史性舞台，美国因此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担保人。而从1944年至2014年的70年间，美国尽管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受到过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但整体而言凭借其超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仍较为稳固地把持着由其主导设计的国际经济秩序。本次希腊债务危机尽管在欧元区框架内达成了协议，但经此番折腾，欧元区作为全球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将不可避免下滑。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也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担角色的不断升级而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众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不过，在最看重趋势变迁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却有撬动全球经济担保人角色变迁的倾向。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此前撰文称，华盛顿未能以积极开放姿态应对亚投行项目，特别是未能说服十几个传统盟友参与该机构，使得美国有失去全球经济担保人的危险。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项目主管、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表示，亚投行可能是世界的改变者，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改变者，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改变者。回顾亚投行筹建，美国在2014年筹建初期阶段提出反对意见，但亚投行最终获得美国许多重要盟友的支持，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去年10月首批22个域内意向创始成员国代表在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后，亚投行便进入吸纳新成员和谈判《亚投行协定》的快速推进期，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迅速增加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亚投行协定》谈判也高效推进，中国与印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联合主持了5次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最终商定《亚投行协定》。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10-2020年亚太地区的基建融资将高达8万亿美元。如果将已在规划中的项目和优先考虑的项目计入其中，亚太地区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为7，500亿美元。而牛津经济研究的一项预测也表明，在未来10年中，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可能每年增长7-8%。到2025年年底，该地区的基建投资将占到全球的60%。具体来说，中国2012年的基建支出占世界的22%，到2025时将达到36.4%。亚洲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其基建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也将从2012年的30.4%增加至2025年的47.7%。届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占到全球的近一半，这意味着未来的基建投资重点将从西方转向东方。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也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明确表示，亚投行将为在亚洲的基建提供融资。未来，亚投行将与“一带一路”战略相互配合，这不仅将帮助中国资本和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去，并将促进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建设。在创立亚投行之前，中国也加入创立了同样拥有1，000亿美元法定资本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早前，中国还已成立了400亿美元的“丝绸基金”为“一带一路”提供基建项目融资。中国参与的发展融资机构的资本总合达到了2，400亿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2，840亿美元的资本水平。亚投行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国获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