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对陕西本地乡土文化的认识年级：专业：学号：姓名：【摘要】：陕西具有丰富多彩古朴独特的乡土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乡土文化逐渐失去其生存的土壤，因此它的传承和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其现状的了解，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期待陕西乡土文化能够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关键词】：乡土文化地域现状发展策略一陕西乡土文化的地域划分和秦、汉时期的发展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为：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修习战备，崇尚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关于陕南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寰宇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强州志》也说：“宁强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显现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关外风习会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谨转录如下：“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段评论，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二、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风民俗及生产习俗的发展汉、魏、两晋这一历史阶段，方土游侠、道教、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乡土文化产生相应影响，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产生相应变化。方土游侠至汉时，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随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鬼神，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贵焉！”当地习俗的特色，还是浓烈的；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至唐，民风民俗与官府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已日，赐宴曲江，都人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帛三匹，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即重酿酒也。”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路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楼、茶肆林立，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李白《少年行》曾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中全国。白居易就有“胡饼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陕西农业，源远流长，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关中地区，人们群众赞颂水车的谜语，谜面的文字是：“曹操独坐中原，身披八挂衣衫，领兵千千万万！”至于陕南水乡，生产习俗则更有一番景象。《城固县志》说：“小满前后，农各插秧，谚曰：‘水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精神境界。其所含哲理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也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的确是无穷的，值得重视学习的。三、陕西乡土文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习俗的内涵与作用（一）陕西与生产习俗相关的有祈富求福迎神赛会等活动。如《天禄阁识禄》说：“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朝往暮返，谓之‘迎富’”。我国古代以社、稷为土、谷神，立社（祠）祀奉，“春祀秋尝”，祈赐丰收。（二）与伦理有关的习俗也很多。“慎终追远”，敬礼祖先方面，有清明节扫墓、夏暑“奠墓”“清暑”“中元，麻姑献祖”十月一日送寒衣，冬至与“腊日”祭先等。在敦崇伦常、和睦乡里、重视姻亲方面的习俗也比较多。对骨肉至亲，除元旦合家拜尊长、拜弟史、叔（媳）拜嫂，除夕合家守岁，对童稚有“压岁钱”外，出嫁女儿、女婿、外甥、外甥对母家、岳家、舅家逢春节、麦熟、忙罢、中秋要拜年，“看麦熟”“看忙罢”“送（中秋）节”；母家、岳家、舅家则对女儿、女婿、外甥逢灯节、暑夏、端午、重阳要“送灯”“探夏”“送（端午）节”“送（重阳）糕”！另外在和睦乡里方面，也形成了许多“善里亲邻”的风习。春节时，家拜之后就是出拜、相互邀约饮宴。《咸宁县说》；“元旦，士大夫风兴吉服拜祖先毕，以次拜父史，出拜师长、新族；齐民亦然。”此外，关中地区，新婚后还有“新婚妇拜户”的习俗。（三）健康卫生文体活动习俗方面，腊月二十三祭灶后要“扫舍”、迎接新春，各地很普遍。冬尽春至，妇女适时外出活动，以增进健康，各地也多类同。冬尽春至，妇女适时外出活动，以增进健康，各地也多类同。冬尽春至，少年士女、全民分别以各种名目、形式作文体活动，以娱悦身心，增进健康，且各有特色。（四）岁时节令中，慰孤，施舍和开展公益活动的习俗也有许多。如清明节的拜扫孤坟、无主坟。逢节舍饭，各地也比较多。（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省内外、国内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传说中的故事、人物、历史人物以至域外人物也逐步进入民俗生活，以至于专门立会，进行追念。其中如：①追念女娲氏“炼石补天”的“补天补地”，就很普遍，且产生较早。②二月二日是药王庙大会：《西乡县志》记述说：“二月二日高坪寺药王大会，男女毕至，踏青选胜，采野菜供食”。其他如耀县药王山等地都有此会，传说二月二日是孙思邈生日。③清明寒食扫墓，除注入纪念介子推的意义外，也扫军墓。④端午节，吃棕子，赛龙舟，饮雄黄酒，除前者注入了纪念屈原的意义后者因有了“白蛇娘娘和许官人”的《白蛇传》故事，更加印证了饮雄黄酒祛邪避灾的效应，而使这一习俗更加深入人心。许多地方端午节竞渡，也极热烈。四、陕西乡土文化存在的问题（一）政府对乡土文化的认识不够，相应的政策法规不健全，缺乏相应的传承保护机制。我们都知道乡土文化属于再生资源，其存在形式是多样的，且自我保护的能力非常弱，随着它赖以生存的不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变了，它可能会很快灭亡，在这里，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规划和措施，乡土文化的得不到及时保护，必然就会遭到损害和破坏。其次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但还是不健全，没有细化，在某些方面或者角度上还是空白，仍待完善。最后，保护机制不是很健全。像对一些文物的保护，条件如场所，人为管理等方面都有所缺乏。像一些特殊技艺现在会的人并不是很多。（二）脱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陋俗略有明显，要懂得取精华去糟粕。乡土文化中，有健康的元素也有一些不良的陋习，在这里我发现了有些地方还是相当信奉迷信之类的说法，这样特别不利于当地人文明意识的培养以及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三）乡土文化资源开发有些滞后，缺乏创新，没有形成品牌。像一些民间工艺品，在当地人眼中一文不值，因为他们看厌了看烦了，多少年来都是一个样，比如说刺绣，很多妇女都会，但能做到精品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几十年都不曾改变，产品质量不高，难以形成规模，更无法形成品牌，这样就缺乏销售渠道，仍然是自产自销，品牌经营意识相当淡薄。五．陕西乡土文化的发展（一）将乡土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促进陕西旅游业的开发。陕西的民俗旅游主要是民俗博物馆静态的观赏性设施，缺乏体验和参与性，因此在原有基础上，学会增加一些互动元素。比如说剪纸馆教游客怎样剪纸，泥塑馆教游客动手制作，或者陕北秧歌，腰鼓等，不但能丰富游客的旅游乐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的了解并体会这里的民俗风情。像一些传统节日，可以安排相应的活动，既吸引游客有丰富他们的见识，何乐而不为呢！在旅游景点发放纪念品，既可以满足游客求新求特色的心理，又能创造经济效益。（二）将乡土文化与商业结合，促进陕西民俗产业的开发。这种保护方式主要适合于手工技艺类，通过对这类乡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实现商业元素与文化元素的有机结合，加上流行元素不正适合了现在的混搭风格，紧随潮流又不失古典。也可以尝试对开发元素进行系列开发，比如说依靠汉唐历史，对其服饰，饮食，舞蹈，戏曲等文化进行开发创造；或对民间故事传说进行加工，围绕资产编故事，是故事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对住宿饮食，建造汉唐风情的客栈，茶馆，为游客增添体验和乐趣。为消费者带来不同的消费体验和文化感受，实现文化与商业的完美结合。【参考文献】：1、高楠.文化创意产业：民俗旅游开发的创意载体[J].旅游管理.20092、高敏洁.陕西民间文化如何走出困境[EB/OL].[2009-03-07]3、刘德谦.乡村旅游,产业旅游与民俗旅游[N].中国旅游报.2006-01-024、郑绩.乡土文化教育与民族国家建设[J].浙江学刊.2009(02)5、薛思庵.《野录》6、司马迁.《史记·货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