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中国人与中国史

朱维铮：中国人与中国史一、谁是中国人三重认同尺度：国籍、种族、文化。现代世界，国籍以疆域为限，却已不以原住民为限。人口流动频率愈来愈高，迫使众多国家承认取得本国公民权，即为本国人，而公民权仅赋予连续在本国居住满若干年者，有的还与资产挂钩，所谓投资移民，还有承认双重国籍者。同样，现代世界已罕有单一种族或民族的国家。中国便居住着五十六个或以上的民族（尚有未经民族认同的族群，如苦聪人等）。种族已不限于同一基因群的族类，而民族的组成因素更复杂，很少有符合斯大林定义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里素质）。否则，“中华民族”的界定将成问题。因而，谁是中国人，如同谁是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等一样，在现代世界上，主要表征是文化问题。文化认同涵泳着复杂的因素。二、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汉族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它已不是上古的华夏族。早在距今约三千年的春秋初，居住在江汉流域的楚人，已否认自己是当时“中国”的华夏族。但黄土高原的华夏族，早先也非同族。清末章太炎著《序种姓》，上篇主要考察古华夏族的形成史，下篇主要考察中世纪胡汉姓氏的同化史。他在上篇就提出了（1）华夏的族源，（2）华夏的族群结构，（3）华夏族早期的姓氏分化和重组等。他利用中外文献研究，认为华夏族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是经过几千乃至上万年形成的“历史民族”。论证未必正确，思路值得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傅斯年著《夷夏东西说》，应用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方法，从中国古文献的矛盾陈述中间，清理出一种说法，以为古华夏族实由东夷和西夏两大族类不断冲突、征服而同化的结果。黄土高原诸族依仗武力征服东方诸夷族，又不断吸收改造齐鲁等先进文化，形成在北方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与孙吴以后成型的南方文化，形成南北二元对立。由此可知，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演化过程。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复合体。汉族也如此。古华夏族不断与“四裔”同化。统一六国的秦朝王室，原出西戎。楚汉统治者皆非周秦苗裔。汉魏间塞外诸族大量南迁，所谓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历北朝隋唐，多无踪迹可寻。但知在一世纪被东汉窦宪等逐出北国的北匈奴，远遁西方，于五世纪突然现身于欧洲，由阿提拉王率领横扫西欧，后退入东欧。而南匈奴曾建立汉，后改前赵，旋即在大乱中式微，其中赫连勃勃一支在甘、青建过夏国，羯氐羌均强大又缩小。鲜卑全盛时称霸东北亚至中亚，它所建立的北朝，因分胡汉，促使汉族形成，至隋唐而定型。这时汉族实为北南诸族同化的产物。其后历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王朝，北方汉族不断与这些民族混血，而南国汉族也不断吸纳百越诸族，终成明清的汉族。如今中国各少数族，唯有西南中南的彝苗瑶等族，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前，其他大部分都是唐朝至元朝才区别为不同族类的。因而，民族区别，更多体现于文化的多元性。三、多元文化的一统民族辛亥革命宣称五族共和，建立中华民国，获得原清帝国疆域内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为世所共认。民族既是历史形成的，近代世界各民族当然也是近代才有严格意义的界定。全球不少区域都拥有古老文明，也许除了中国，没有一种古老文明不曾中断，或者说不曾改易面目。有的现代文明，如美澳诸洲，完全是近代世界的产物。即如中华文明，也是连续中有间断，一统中有差异。综合既往学者研究，以下见解可供文化认同参照：（1）凡民国以来，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2）多民族的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3）一切文化，都涵泳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重结构，二者交叉映现的是心理结构。（4）因而文化既是精神的物化，也是物化的精神，例如宗教的庙宇是物，僧道等人也是有形的，但都属于特定信仰的精神物化的表征，艺术形式及其映现的精神也一样。二者都涵泳特定的民族心态，例如佛教的禅宗道场，可谓传统士大夫对佛学认同的物化形态，而喇嘛教寺院，则是藏蒙诸族改造过的佛教密宗的物化形态。（5）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各有文化特色，但都属于统一整体的分别反映（周谷城尤强调此点）。即如汉族，也同样有文化的多元色彩。集结的纽带唯有政体和文字，它如方言、民俗、信仰、以及衣食住行（行已例外，可说吃喝住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乃至不同职业，都有大小明晦的差异，难以强求一律。（6）因而，只能承认所有区域、族群的文化多样性，都是中华文化的异彩，所谓“摩尼（珠宝）见光，随见异色”，不可说文化认同只能认同于单一的、人为的观念形态，如毛泽东强调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7）文化差异体现文化的相对性。所有中国疆域内的文化形态，既然早已同法度、同文字，相对于其他国族，当然是自成系统的统一整体。以往所谓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比较，不仅否认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宣扬所谓汉族中心论（在内部是大汉族主义），而且否认汉文化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中的时空差异，乃至将都城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殊不知多元性正是汉族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固有传统特色。（8）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封闭体系，内部求同存异，外部吐故纳新，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奥义。新儒学反其道而行之，“以我为中心”，并欲以朱熹式理学为中心，决非文化认同导向。四、历史的中国假如将近代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为准绳，那就只能同意谭其骧的界定，中国的版图当以康熙晚期为范畴。因为到清康熙中叶（一七零零年前后），帝国的有效统治，已经北至满蒙，西包准部西藏，南东有海南、台湾诸岛，且不说四境各旧国。那时帝国疆域，在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时至晚清，清朝还相继在新疆、台湾设行省。然而列强侵略引发的边疆危机同时加剧，日本强割台澎，沙俄蚕食蒙疆，英法德意等也竞相强占中国领土。直到民国，苏俄斯大林政权不顾列宁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信誓，制造了外蒙独立，还霸占了没有任何条约可据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于是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光复，中国领土也似被蚕食后的秋海棠叶，仅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讨论中国的历史，要确定历史的中国的界域，无疑不能限于民国版图。例如外蒙，从北朝到辽金元，都在当时中国王朝版图之内，并是元帝国的统治基地，满蒙八旗的联盟重心，怎可视作“外国”？延安时代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由于因袭宋明统治者的汉族中心论，并且错解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遂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混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凡北疆诸族南下，概称侵华，反之亦然。当年孙中山、黄兴等在日本组成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照录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檄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尚可谅解。因为他们为了唤起汉人的仇满情绪，将满清比作蒙元。但日本侵略中国，制造伪满伪蒙政权，恰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绝不认同的。范编也许为了促蒋抗日，但将蒙元、满清都斥为侵略“中国”而建立的“异族”王朝，岂非汉族中心论并割裂历史？同样范著《中国近代史》，将曾国藩、李鸿章等均斥为“汉奸”，不顾他们镇压太平天国，主观上均在反对洪杨倡导拜上帝教的“用夷变夏”。范文澜二著，都以论代史，那论都奉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为圭臬，而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结，正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颠倒历史的出发点。需要指出，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号称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是全国的“马列主义基础”的教科书，致使历史系学生如我者，经过两年灌输，甚至对苏共党史较诸对中共党史，还要耳熟能详。当年胡耀邦号召思想解放，没有明确指出，必须批判这部教科书普遍灌输给中国干部和学生的斯大林史观，也许是他的一大失误。回眸历史的中国，可知（1）中国史的空间范围，不限于民国的疆域。（2）历史的中国，应该包括到清康熙为止的中国各族的共同历史，包括非华夏非汉族各族的国别史和王朝史。（3）即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中国史，大半时间也由非汉族的边疆民族主导，例如北京成为首都近千年，其中除明永乐后二百来年外，主人都属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被史家认作正统的两宋，除战俘、使臣和商人以外，没有人往返其地。中华文化不等于首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五、中国的历史由前所述，可知中国史，就是历史的中国的全部历史。所谓全部，指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前，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地区各民族的一切历史，也包括中国历代与域外诸国诸族交往的过程。王朝史不能代替中国史。清以前，每个王朝都更改国号，例如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等。但王朝各有版图，而且同一时代常有几个王朝并存。两宋同时并存的，就有辽、金、西夏、大理和蒙古诸王朝。它们的历史，当然也属于中国史。中国史也不能简称“国史”。中国境内，即使在“大一统”时代，也常有其他国家。何况分裂时代，列国并存，你说哪国表征“中国”？即如民国，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如今共和国建立五十六年了，非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而且还被迫承认晚清边疆被分割的现状，那么辽金元清列朝都纳入版图的漠北疆土，能排除在历史的中国之外么？倒是十六、七世纪相继入华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世界介绍国号由明改清的东亚这个帝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采用了“中国”或“中华帝国”的概念，就是说更切合历史实相。所以，还是用“中国史”概括我们古往今来的历史为好。不消说，我赞同谭其骧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空间界定，应以十八世纪清朝版图为准。六、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谁都知道我们的民族最重视历史。甲骨卜辞和钟鼎彝器铭文不断出土，表明殷周时代，记录和保存历史，已是国家大事。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起，我们就有连续性的编年史记录。公元前二世纪末，司马迁写了《史记》，一部陈述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和已知世界的通史。那以后，中国的历史著作，便层出不穷。自公元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每个王朝，无论大小，都有专门史官撰写前代史和本朝史。到十八世纪，由清朝政府准行的“正史”，就有廿二部。民国又增至廿四史。都是以人物传记和制度记述为主的大历史。同时，相传由孔子晚年著成的编年史《春秋》，在中世纪也被许多公私史家仿效。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巨著，就是十一世纪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当然，中世纪还形成了其他的历史著作形式。被十八世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举的，就有十七种。其实，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书，无不是叙史式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文士，都好叙史、说史、论史，后来还发展到考史、证史。留下许多零散的笔记，或私著的“野史”，往往比官修正史等著作，更多保存历史真相。这样的传统，必定引起权力者的警觉。秦始皇焚书，重点摧毁的就是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历史记载。汉武帝迫害司马迁，起因便是他竟敢如实记载皇帝父子的阴谋和迷信。东汉皇帝改变策略，命令史官到宫廷中著史，从此成为传统。当然更不放松对史官的迫害。东汉末一个宰相，坚持要杀愿像司马迁受刑著汉史的蔡邕，理由就是汉武帝没杀司马迁，让他留下“谤书”。三国到南北朝，中国大乱了四百年。那时有兵就有权，但不论何族当权，只要稍微稳定，就控制修史，并严防史官出格。北齐高欢父子就是显例。也就在这期间，南北朝都形成了史馆制度，把编撰现代史变成由君主监视的政府行为。虽然纸的普及，使书写历史更容易，而权力争斗造成的言论空间，也使控制私人著史更困难。不过隋唐统一，官方控制历史编撰更有力了。唐太宗极重视按照他的意向重新解释历史，亲自主编《晋书》，替他夺去帝位的政变辩护。同时通过大规模编写《五代史》，完善了史馆制度，使民间史家想撰写现代史，尤其是当朝史，变得几乎不可能。关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它的多彩形式和矛盾过程，可参看周予同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那中间的书目解题和作者小传，当初我的写作意向，就是串起来看，便是普及性的中国史学小史。七、中国人要知中国史历史属于人文学科。一切学科都有自己的历史。但历史学科虽不可能包罗万象，却是一切涉及人类过去的学科的共同基础，范围远较人文的、社会的、自然的或工艺的各类学科为广。因此，如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工，虽然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但任何史家都同意，通是专的前提，见树先见林，博大和精深应该相辅相成。有段时间，历史的范围，受权力干预，变得越来越窄。譬如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一些阶级战胜另一些阶级，它的主干就是革命，包括奴隶暴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所谓者，因为斯大林毛泽东都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