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

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海国的兴衰：海权对1500-2000年世界历史的影响TheRiseandFallofSeaPower当亨利·史汀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时，他以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概括马汉“海权论”在本国海军中的流行程度：“海军部有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它似乎经常脱离逻辑王国，退回到朦胧的宗教世界里。在那个世界，海神犹如上帝，马汉扮演先知，美国海军则是唯一的正统教会。”这样的揶揄可以说犹嫌不足，因为建立供奉海神教会的绝不止美国海军一家。曾几何时，德皇威廉二世亲口承认他正在“狼吞虎咽地啃着马汉上校的书……（德国）海军的每艘舰艇上都有这么一本书”；日本海军大佐肝付兼行则宣称，“马鸿（即马汉）氏之海权论，大得吾人之心”，认定它揭示了海洋国家“益国威于世界”的机理。当马汉在1893-94年指挥“芝加哥”号巡洋舰访问英国时，从维多利亚女王到罗特希尔德男爵在内的名流都设宴款待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同一个星期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位不久前还默默无闻的海军上校在美国国内也成了追捧的对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视马汉为值得信赖的顾问，美国历史学会选举他为主席，纽波特市考斯特岛上由他参与创建的海军战争学院每天都在讲解厚达2000多页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著作，状如基督徒诵读福音书。然而，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及其学说的命运也像他的中年成名那样富于戏剧性：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声名鹊起的第一天起，职业历史学家就谴责它们搬弄史迹，“将复杂化为简单，将多样性化为单一性”；和平主义者和大海军反对者批评马汉是新帝国主义者，他写作的“主要冲动仅仅在于为扩充海军提出论据”。由于在建造单一口径主炮战列舰的问题上与海军高层对立，马汉在“一战”前夕已很难对美国海军的发展施加影响。在据说是忠实依据马汉学说建立的德国“公海舰队”于1919年折戟沉沙之后，出版仅四年的《马汉论海战》被“请”出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的教科书名单；“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虽然仍旧具有重要性，但绝不比朱利安·科贝特、拉乌尔·卡斯特等20世纪思想家的地位更显赫。再往后，太平洋战争显然不是按马汉的思路进行的，大西洋之战甚至明显折射出经典海权理论在“巡航战”问题上的狭隘——马汉已成为神像，只在祭祀时才被摆出。1992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甚至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学术会议，主题就叫“马汉是不够的”！马汉通过17-18世纪欧洲历史，尤其是英国海洋霸权兴起历史的归纳，提出了经典海权理论，核心论点有两条：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更有优势；商业、殖民地和海运在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对这两点的崇信以及在海上交战中偏好依托主力舰对决建立制海权，构成19世纪“海军至上主义”的灵魂。但上述观点并不适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在较长的历史区间内，技术因素使得海洋与陆地的权势分布往往出现周期性变化，这意味着对海权在历史中的作用必须予以节制的评价。诚如海军史家雷诺兹所言：“马汉乃是，并且应当被看作一位重要但有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不免为人类活动惯有的局限性所桎梏。没有哪个军事学名词像“海权”（SeaPower）一样兼具神秘感与含混性，也没有哪种战略学概念像海权及其传道者马汉一样，被历史赋予过那么多内涵之外的臧否。在16-19世纪的近四百年里，“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5章）。来自葡萄牙、加利西亚、布列塔尼和西南英格兰的探险家扬帆起航，驶过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和非洲西海岸，朝美洲、非洲、亚洲以及太平洋的“新世界”挺进，直至以欧洲为中心、以海上力量为载具的世界秩序初步得到确立。在此过程中，英国那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凭借对海运和殖民利益的攫取，不仅建立起独一无二的具有海上统治力的强大舰队，更资助和扶植其大陆盟国，完成了对相继崛起的欧陆霸权争夺者的绞杀。这正是前述“海军至上主义”（Navalism）的缘起。然而到了19世纪末，技术和生产开始取代贸易成为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铁路的出现则提升了大陆强国的动员速度；与英国那个庞大但疏松的非正式帝国相比，拥有人口和资源之规模优势的“洲级大国”美国与俄罗斯显然具备更大的潜力成为世界领导者。不列颠借助明智的战略收缩和同盟体系，仍得在一场历时四年半的大战中击败德国这个最新的欧陆争霸者，但那是一场“没有特拉法尔加的胜利”——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海战，而是在西线堑壕中投入人力、物力的总量以及持久性。在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开始接受不列颠对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禅让，此后历经20余年的海战理论-科技革命以及权势结构重组，美俄这两个洲级大国联手击败了德意日边缘地带强国联盟。在一个“心脏地带”大陆强国与外围海洋强国构成两极的世界格局中，海权不再是唯一的神袛，甚至遭到质疑和否定。但即使是在核时代，作为国家力量投射工具之一的海权仍有其必要价值。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惟有仰仗海上力量方可收实效，核武器的高风险性和政治化则进一步凸显了常规远洋海军的意义。后冷战时代，海上优势更成为全球化乃至美国对世界行使领导权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汉关于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更有优势的论断仍未过时。海上力量将在一种结合了陆地、海洋乃至太空的国家大战略中继续发挥作用，并达到新的平衡。一、海权的崛起与统治，1492-1815大部分国际关系史家把1494年法国出兵意大利视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偶然事件与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航海大发现以及欧洲国家的第一波海外拓殖浪潮相呼应，暗示了此后约四百年间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两项主题。在欧洲内部，以教会为统一观念权威、以地方性封建政权乃至规模较小的次级封闭国际体系（如毁于法国入侵的地中海城邦体系）为基干的中世纪国际秩序迅速瓦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完全遵循国家利益准绳的现代国际体系就在这废墟之中诞生。而在更大范围内，欧洲国家利用新近开发出的远洋舰船的机动性，由内而外、由西而东地驶向世界其他地区，对其进行政治征服和经济掠夺，直至它们成为欧洲的从属物。这便是地理政治学先驱麦金德所称的“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第一个五十年，海权的意义体现在建立欧洲中心与新发现地区之间的交通纽带，在此基础上形成主要的贵金属流通、远洋货物贸易航路和殖民地版块上，它对欧陆政治尚不贡献直接安全价值。作为此际在地理上最适宜建设海权的主要国家，英国在百年战争后暂时脱离了大陆，把争霸的舞台留给了哈布斯堡西班牙和法国：后两者皆为陆权大国。从1494年到1559年，围绕意大利事务主导权乃至中西欧霸权，法西两国进行了断断续续近66年的战争，其他欧洲国家及政治共同体相继牵扯进去，形成一种大动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意大利战争”中，主要参战国尤其是西班牙已经把来自中南美殖民地的贵金属视为重要军费来源，并建立强大的舰队加以护持。这暗示了尽管狭义海权——通过优势力量实现对海洋的控制——尚未呈现其重要性，广义海权——与维持国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各种海洋要素——与欧洲政治的关联却从一开始就存在，并将日益成为后者的影响者和塑造者。与法西两国在大陆争霸同一时期，英国这个西欧滨外岛（Off-shoreIsland）正在形成基于远洋贸易的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日后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书系中由马汉归纳出的地理位置、自然构造、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的性质和政策这六项影响海权发展的要素，在英国大致以积极面貌出现：因为无须在陆上自保或扩张，伦敦可以更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海洋能力；邻接大西洋航线的地理位置以及足够长的海岸线、一定数量的良港使其在全球贸易中占有先机；狭小的本土空间、匮乏的资源刺激了国民投身海外，逐步形成了一定基数的富于冒险精神、乐于投资海洋事业来获取收益的商人阶层；在厘清了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关系后，王室对培养本国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持积极态度。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使英国积累起了左右欧陆争霸大势的足够权势基值。信奉“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1638-1715）在1661年亲政后，开启了欧陆强国争夺区域霸权、并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商业利益的第二轮高潮。此际的法国拥有比西班牙远为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初具规模的民族主义势头和由重商国策支撑的强大陆海军，但“太阳王”和腓力二世之父查理一样对家族荣光极为偏执，往往不顾国力上限、在短期内同时向多个方向扩张，终于招来以英国为首的反霸联盟。由于需要满足海陆双栖的安全需求，波旁法国始终没能建立起足以夺取西欧窄海控制权的舰队，故其虽能在遥远的殖民地发动巡航战，却无法对英国构成本质威胁。到1714年《乌德勒支和约》缔结时，法国依然只是一个欧洲大国，英国却已获得层次更高的全球领导者地位。进入16世纪后半叶，海洋国家开始直接参与欧洲大陆的权势斗争。这一趋势始于1571年联省共和国（尼德兰）脱离西班牙独立，伴随1585年英国加入反西战争而达到顶峰。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代表着从地理上统一西南欧和中欧、在财富方面强化对中南美殖民地控制、宗教上恢复天主教会正统性的“大一统”努力，也是现代欧洲第一波霸权觊觎者中的佼佼者。尼德兰及英国的权势结构与之截然不同，它们没有数量太大的陆军，对西班牙的陆上攻势只能靠资助另一个参战国家法国来完成；但英国政府扶持的私掠船和海盗有能力袭扰从殖民地返航的西班牙商船队，使腓力的财源大受影响。后者一旦察觉伦敦正在缔造遍布整个大陆的反西联盟，马上决定釜底抽薪，对英国本土发动直接远征。1588年5月，西班牙“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但他们在较小的英国舰队的迎击下损失可观，随后因风暴大部沉没。到1598年腓力病逝时，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已经被逆转，且财政濒临破产，不复为一压倒性强权。英西战争也奠定了“哥伦布时代”海洋国家参与欧陆权势变动的基本模式——陆权强国以大一统为目标，试图在疆域上完成最大限度的集中；反之海洋国家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反对此种集中。西班牙帝国衰落后，有六十年左右欧洲大陆没有出现新的霸权觊觎者，围绕德意志主导权发生的战争虽极尽惨烈，在体系层面却乏善可陈。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两个意义深远的事件：一是清教革命，重新确定政体、决策模式和国家发展重心；二是与尼德兰开战，力图剥夺低地国家在全球贸易和海外殖民地方面的份额。两项工作到1660年代为止尚未竟全功，但基本趋势已经明朗：清教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的海洋帝国主义趋势，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及其后由政府推动的海上贸易强化确认和巩固了以商业-贸易为重心的经济结构；至于两次对荷战争，虽然因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和荷兰名将德鲁伊特的帅才迭遭战术失败，但皇家海军在装备方面损失不大，官兵在恶战中积累了经验，还保持了一支由适于远洋航行的风帆战列舰（Ship-of-the-line）组成、吨位居欧洲之冠的主战舰队。17世纪80年代出现了对英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变化：法王路易十四于1661年亲政后，开始有条不紊地追逐欧陆霸权。他任命能干的重商主义者科尔贝为财政、航海、殖民地及贸易事务大臣，厉行改革，在大陆上执着于确立“自然疆界”，在全球层面则积极抢夺此前由荷兰和英国占据的远洋贸易份额。1665-70年，法国新建了65艘新战列舰，海军战列舰的吨位从1665年的3.6万吨激增到1670年的11.4万吨，比英国多1/3。1672-78年路易对荷兰开战，使对手遭受惨重的经济和人口损失，荷兰-西班牙联合舰队也在1676年的巴勒莫海战中被歼灭。奥兰治的威廉三世（1650-1702）是最早意识到法国已经成为欧陆均势最大威胁者和霸权觊觎者的君主，他在1686年主持成立了包含奥地利、西班牙、皮埃蒙特-萨伏依和德意志诸邦的奥格斯堡同盟，共同对法作战。但荷兰自身的资源上限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足以担当击败法国的重任，复辟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则置身事外，直到“光荣革命”后威廉因为因缘际会入主英国，局面才出现根本性逆转。作为反法制衡联盟是主要的资助者和组织者，英国在大同盟战争和西班牙继承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并已积累起以欧陆均势和海外优势为基础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