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周恩来事实上也曾经当过中共的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他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却屡战屡败，最后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如此等等。但笔者以为，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可以用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从这个角度既可以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可以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问题。一、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选择虽然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外衣，但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周恩来乃至整个党的其实恰恰是他们所反对和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在中共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传入中国，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列宁主义教旨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共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孙中山在逆境中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此后他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因此在许多地方颇为相似。因此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中共起步时以陈独秀为领袖，那时的党不仅与后来毛泽东的党不同，而且与孙中山那种江湖帮会式的革命党也并非同类。陈独秀的共产党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结果。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北大为背景的陈独秀乃是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人物，他缔造的早期中共脱胎于一场划时代的文化启蒙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教义并无多大关系，而是中国文化历史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并不全然认同苏联人的种种主张，尤其不认同列宁主义的革命方式。在陈独秀背后站立着的历史身影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更不是斯大林，而是从汉末党锢到明末东林党人，再到戊戍变法诸君，再到清末明初的革命志士，最后到包括早期中共党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不管陈独秀在倡言白话文时如何激进偏激，但他对草莽气十足的暴力革命却始终持保留态度。他是个既独立不羁但内心深处又只认书生文化传统而不喜流氓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激进起来颇有当年陈蕃李膺式的大刀阔斧，但温和起来却在骨子里依然还是个中国式的绅士，很容易认同伯恩斯坦那样的理论主张，倾向于把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议会党，以合法的议会方式，而不是以暴力革命方式，作为党的宗旨。陈独秀的这种文化立场与苏联顾问尤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显然相当不协调。苏联人需要的是像孙中山那样没有自己的文化立场、但有着切实的利益需求的江湖合作者，而不是像陈独秀这类文化领袖出身的政治夥伴。换言之，苏联人只要求中共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并不需要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的头脑和思想。但陈独秀恰好是一个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想之领袖人物，而且其思想与苏共的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斯大林的专制人格又那么的不相容，因此他被苏联人想方设法地排挤和清洗乃是势在必然。陈独秀的出局使中共完全被共产国际所控制，几乎是共产国际叫做什么，他们就乖乖地做什么。比如叫他们搞城市暴动，哪怕条件不成熟，他们也得照办。而这期间最忠实的执行者，就是周恩来。周恩来虽然从没身居总书记的要职，但他是当时中共实际上的核心人物。中共的党史编造者们把后来历次的所谓路线错误归咎于瞿秋白、李立三诸君，殊不知，其真正的执行者却是周恩来。与陈独秀相比，周恩来除了执行来自苏联来自共产国际的指令，没有任何自己的思考和主张。可以说，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领袖转换过程中，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个没有灵魂、没有头脑的政党。无数的革命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说是死得其所，但也实在是死得太稀里糊涂了一些。这其中的辛酸，周恩来应该最为清楚。假如没有后来的种种转折，没有后来毛泽东的入主，中共被苏联人和共产国际葬送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的屠杀非但没有削弱中共，反而使之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使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个梦想经由血的祭奠而显得更加真实动人，更加有魅力。可是苏联人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瞎指挥，却把中共一步一步地送入了有类于当年太平天国造反领袖石达开那样的绝境。一次次的失败，无数同志的鲜血，使周恩来即便意识不到中共急需一个灵魂人物，也已经发现一味地跟着别人指挥棒瞎转的危险性了。虽然毅然抛弃共产国际特使转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乃是几位当时的中共核心人物在激烈的争吵之后作出的决定，但周恩来的转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恩来的最后投向毛泽东使中共完成了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的历史性转折，使中共也使后来的中国之历史行程基本定局。那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当年向陈独秀高喊“陈君万岁”的热血青年，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历史身影已经不是历代士林精英，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不了政权!”毛这次讲了实话，正是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红军绝地逢生，为中共的存活创造了绝妙的转机。然而，毛泽东的成功无疑与他的个人特质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就个人的秉赋和才能而言，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在中共党内是无出其右的。此前不少中共的领袖（包括周恩来在内）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毛泽东却不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共最没有头脑的年代里，恰好唯独毛泽东的头脑最为清楚。从他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过人之处。尽管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就好比一个优秀的棋手，不能保证其每一着都十全十美，但至少他从来不曾丧失过对全局的了然于胸。毛的这种能力不仅在中共党内无与伦比，更是为当年诸如孙中山之类的江湖革命家难以望其项背。毛泽东的成功还在于他的话语能力。毛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文的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数毛泽东首屈一指。假如毛仅仅具有宏观把握的能力而没有生动形像的话语表达，本事再大，也难以被人所认识、被党内群雄所接受。但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像了，真正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而且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和功夫，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其文章所言，即便不是真理，也很有真理的气势，很有真理的那种煞有介事模样。江湖帮会出身的孙中山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草莽背景，更不敢把江湖原则写成冠冕堂皇的文章。但毛泽东却毫不讳言地公开声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帮会原则经由毛泽东一说，变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还不是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的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而只是其表层的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由于历史的表层结构总是将其深层原因掩埋得严严实实，从而使人们往往把目光停留在种种偶然性上，忽视了国民文化心理下意识的历史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像毛泽东这样的对历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一定的复盖效应的历史人物，其出现不管具有多少偶然性，背后总也有其所属的民族在集体无意识上的不知不觉的认同悄悄地起了作用的。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大小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就像当年中共建党时党内一致推举象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总书记一样，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中共领袖们都不知不觉地把希望寄托在了毛泽东身上，而绝对不可能再把陈独秀那样的书生找来做领袖。当初推举陈独秀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文化领袖；而此刻选择毛泽东乃是他们下意识里强烈地意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担当中共这个业已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党”的山大王。此时此刻，中共的政治文化舞台，经由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搬到黄埔军校、再从黄埔军校扩展到农村里的农民运动和城市里的工人罢工、最后经由一场场的暴动，已经在崇山峻岭里找到了归宿，落草为生。与此相应，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也从汉末党锢的陈蕃李膺或者明末的东林党人、戊戍变法的七君子、清末民初的徐锡麟、秋瑾，甚至从毛泽东早年倾心的曾国藩之辈，变成了陈胜吴广式的草莽，以及这类草莽一旦成事马上就翻脸演变成帝王的朱元璋、洪秀全。很难说这究竟是中共的历史悲剧，还是其必然的逻辑结果，但历史确实这么发生，这么被谱写了。由于大家一直说着现代白话文的马列主义，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历史选择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谁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中共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中共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要紧的是，毛泽东说的话，通俗明了，生动形像，没人听不懂。相比之下，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之类，与穿着草鞋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的弟兄们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即便是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们跑到矿上去启蒙或者说煽动造反，也得从“工人”的汉字结构上着手，说什么“工人”两字加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天”字云云。那些工运领袖再笨也不会去跟工人们讲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习得话语方式的毛泽东，最后征服他的同志们时，已悄悄地把白话文变成了毛式帝王话语。这种帝王话语以行云流水、诡异多变的现代白话，把梁山好汉的谈吐诠释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诸如打家劫舍，叫做“打土豪、分田地”；打到京城去夺了皇帝老儿的鸟位，叫做“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它仅仅在民众并且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意识层面上作了一次启蒙，却并未深入到民众的集体无意识里。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民众的文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