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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审美价值论李泽厚的审美价值观研究李泽厚（1930年6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自成一家，他曾参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争论。八十年代，他不断拓展其学术思想，并推动思想界的启蒙运动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主要是对西方美学的接受，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闻名于世，被称为“青年导师”，；九十年代以后，他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宣扬儒家主情论，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主要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改造西学。他在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并以“自然的人化”观点为依托，对什么是美、美产生的根源以及美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李泽厚的思想比较自由，他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审美价值的一些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的审美价值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创新性、人文性和启蒙性，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一节李泽厚审美价值观发生论（5637字）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发展之中，正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泽厚的审美价值观也正是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56年中国持续近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为标志，李泽厚接受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化的自然”的观点，把“实践”这个范畴引入了他的审美价值论研究。第二阶段，主要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末，李泽厚接受了康德哲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思想并对其进行研究，同时他又以康德哲学思想为基础对审美价值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们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时期以他1979后出版的哲学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为标志。第三阶段，也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一阶段他的审美价值论的突出特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视，“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是他这一时期审美价值观的代表性观点。一、对西方思想的接受（3000字）（一）、从“自然的人化”到“人化的自然”（1462）我们知道，李泽厚在1950年时考上了北大，他在北大读书期间学习很刻苦，而且涉猎广泛，他在回忆那段经历时曾说过：“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功夫的。”（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走我自己的路杂著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第3页。）他在这段时期的积累也成为他以后在美学研究路上的宝贵财富。1956年中国开始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也正是在这场大讨论中李泽厚的审美价值思想突显出来，他在当年第五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名为《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化的自然”的观点，有关“实践”这个范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引入他的审美价值研究中来。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观点也成了李泽厚审美价值思想对西方思想接受的主要来源。他不但接受了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观点，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的人化”观点，并且他认为美的根源就在于“自然的人化”。那么什么又是“自然的人化”呢？有关这个思想他在后来的《美学四讲》中有详细的阐释，他说：“美的根源何在呢？这根源（或来由）就是我所主张的‘自然的人化’。在我看来，自然的人化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美学上（实际也不只是在美学上）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或落实。就是说，美的本质、根源来源于实践，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审美性质，而最终成为审美对象。这就是主体论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美学四讲》第77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泽厚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并对其改造，形成了他自己的的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思想，他认为美以及美的本质最终都是根源于实践的。为什么根源于实践呢?因为一些客观事物的性能、形式之所以具有审美的性质并最终成为审美的对象都是因为有了实践，没有人类的实践，就不会的审美对象的产生，没有审美对象的产生也就不会有审美以及审美的价值所在。可见，实践在审美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人类经过社会实践创造出来的物质实体到人类精神上审美的产生这一过程，也即是“自然的人化”的过程，而审美的价值也即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其实也就是说实践是审美价值产生的基础的基础，没有实践，审美以及审美价值都无从谈起。这也正是李泽厚把实践引入他的审美价值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在这场大讨论中，李泽厚还发表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美学三题议》等一系列文章。其实，李泽厚对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的观点的接受也是有重要的价值的。我们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科学的理论，它也是指导了中国革命与建设胜利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有这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李泽厚接受并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实践”观点，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而且李泽厚自己也说过：“从理论传统和实践传统看，马克思主义美学这种特征是有其时代历史原因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在艺术—美学领域中的体现。这就是我们所习惯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它从三、四十年代起开始广泛传播，1949年后便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学四讲》第37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也是李泽厚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的主要来源，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为依托来研究审美价值观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二）、从康德哲学到美的本质源于实践（1035）李泽厚不但接受了马克思想主义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点而且还接受了康德哲学中的一些思想。对这些思想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1979年出版的哲学专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虽然说这是一部哲学著作，但是哲学是美学的基础，所以从这部哲学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审美价值论的一些轨迹来。这本书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对康德的先验论哲学进行分析研究，在其中的美学论述部分，他指出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实这也就是李泽厚所倡导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在书中他还就主体性心理结构问题进行了说明：“这里讲的主体性心理结构也主要不是个体主观的意识、情感、欲望等等，而恰恰首先是指作为人类集体的历史成果的精神文化、智力结构、伦理意识、审美享受。（《批判哲学的批判》第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泽厚为什么在这里认为主体性心理结构与个体的主观意识、情感、欲望等无关，认为主体性心理结构与历史成果的精神文化、智力结构、伦理意识、审美享受相关呢？这源于他对康德哲学的部分接受以及他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为指导。在书上他指出：“康德的先验经之所以比经验论高明，也正在于康德是从作为整体人类的成果（认识形成）出发，经验论则是从作为个体心理的感知、经验（认识内容）出发。”（《批判哲学的批判》第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认为康德从整体人类的成果出发比之经验论的从个体的感知与经验出发要高明的多，这也就是他在接受了康德先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性心理结构”问题，并进而认为它与人类集体的历史成果相关。他还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现代哲学从语言出发观点是不对的：“维特根斯坦以及现代哲学则更多地从语言出发，语言确乎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整体性的事物，从语言出发比从感知、经验出发要高明得多。但问题在于，语言是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或事实吗？现代西方哲学多半给予肯定的回答，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第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为什么是否定的呢？是因为，他认为：“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事实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基石上才生长起符号生产（语言是这种符号生产中的主要部分）。”看来最终李泽厚还是把它归结到实践上来，也即：“真正的感性普遍性和语言普遍性只能建筑在实践的普遍性之上。”（《批判哲学的批判》第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也正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为指导，接受了康德的哲学并以此为基础，以实践的视角、理性的思维来对审美价值论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当然，李泽厚对西方思想的接受还不仅限于此，由于他涉猎广泛，在学术方面的造诣更是深入，仅拿他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的主要部分来做以分析还不够全面，我们不能一一加以阐释。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改造（2527字）李泽厚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还不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美的本质问题。1979年李泽厚不但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还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80年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孔子再评价》一文，后来又先后发表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些文章：1982年发表的《宋明理学片论》，1984年的《秦汉思想简议》、《孙老韩合说》、《墨子论稿》以及时1985年的《荀易庸纪要》和《漫述庄禅》。这些文章于1985年合成专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出版。这一专著的发表表明了李泽厚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与探索美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用理性的审美精神实质李泽厚认为儒家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即是强调情感和理性的统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孔子再评价》一文中，李泽厚阐释了孔子的“礼”的特征与“仁”的结构，他认为孔子的仁学思想是种“整体模式”，有四个因素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那就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16），他进而认为这种精神的实质是“实用理性”。书中这样写到：“四因素机械之和不等于‘仁’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由四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反过来支配它们的共同特性。这特性是一种我称之为‘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态度。它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话特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29）那么，什么是“实践（用）理性”呢？他说：“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不是用某种神秘的热狂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和传统；不是禁欲或纵欲式地扼杀或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知来引导、满足、节制情欲；不是对人对已的虚无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在人道和人格的追求中取得某种均衡。”（《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29）他用更加理性的视角来解说孔子的“仁”与“礼”，表现了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他说“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30）他更加重视“仁”与“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以及它们所真正起到的启蒙作用。其实李泽厚在这里所提出的“实用理性”的观点也正是对马克思想主义美学思想中的“实践”观点的接受，并且他用“实践”的理论对孔子的“仁”与“礼”的思想加以继承并改造，形成了“实用理性”的态度。（二）、对天人合一观的改造（《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316）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中的试谈中国的智慧一篇中的天人合一一节中，他认为：“中国思想传统有着自己的重大缺陷和问题，实用理性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316）他认为这种挑战主要是一些“封闭因循、消极反馈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316）这些模式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需要扫清这些模式，那么如何扫清呢？他采取的是不但很好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要求根本改变经济政治文化的传统面貌，又仍然需要保存传统中有生命力的合理东西。”（《中国古代思想史论》P317）同时他认为还要用西方的一些积极的思想来对中国传统思想加以改造。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西体中用”。他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和本体意识。它们虽然都是自西方，却是